将聚众扰乱医疗秩序行为上升到立法层面进行刑法规制，更加凸显立法对于社会问题的回应。刑法不能改变造成医患冲突的根源，良好的医患关系构建则需要标本兼治。

　　据报道，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五次会议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审稿，在修改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当中，增加了致使“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情形。这被舆论普遍解读为“医闹”情节严重将入刑，成为此次修改的一大亮点。

　　难以调和的医患矛盾，日益激烈的医患冲突，严峻的社会现实使得刑法不得不作出回应，以保障最基本的医疗秩序。另据报道，最近21天里，上海医患矛盾频发，7起医患冲突见诸报端，5名医生和3名护士在事件中遭受患者及其家属不同程度的伤害。而在此前，从公安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到最高法、最高检，都出台了一系列文件规定，严厉打击扰乱医疗秩序行为。即便如此，剧烈的医患冲突似乎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在这种背景下，不少人对“医闹”入刑抱以厚望，期待刑法利剑能够及时出鞘，为医院和医生提供最强有力的秩序与权利保障。

　　从刑法任务上看，保护公民权利、维护社会秩序是重要任务。按照刑法第290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及第291条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规定，对于在医院聚众扰乱秩序情节后果严重的行为，也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按照上述罪名进行定罪处罚。此次将聚众扰乱医疗秩序行为上升到立法层面进行刑法规制，更加凸显立法对于社会问题的回应，直接目的在于保障医院的公共秩序，为医生执业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同时也为其他患者就诊提供安全的秩序环境。

　　但人们更关心的是，这种基于秩序目的的“医闹”入刑，对于化解医患矛盾究竟能起多大作用?首先应当承认，在中国的社会治理中，刑法依然具有相当大的威力，“医闹”入刑在一些人心里还是能形成一定的震慑效应，避免更多的医患冲突走向非理性、有组织的暴力形态。在控制和稳定秩序的基础上，就有可能促进医患之间展开理性对话，过激的行为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从而将矛盾与纠纷更多引向法律途径，以更为理性平和的方式化解。

　　刑法在介入医患冲突时，也必须恪守法治原则和谦抑理性，而不能轻易扩大规制范围。刑法不以修复医患关系为己任，不能将打击范围延及正常的维权行为。更需要明白的是，刑法不能改变造成医患冲突的根源，“医闹”入刑也重在治标，良好的医患关系构建则需要标本兼治。我国医患双方的不信任由来已久。矛盾的调处无论多么周到细致，都不能从上游解决根本性的“病源”。忽略背后的种种社会性问题，如老百姓小病大看的不良习惯、医生职业训练过于迷恋技术、医院资源分配不合理、医疗体制市场化造成的营利性驱动等等，一味寻求刑法的“末端”治理，可能是刑法所难以承受的。

　　本报特约评论员 兵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