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上风云》剧组在外景地

　　1940年1月初，由著名作家阳翰笙编剧的第一部表现民族团结抗战的《塞上风云》，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属下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投入拍摄。因片中有大量外景，先行组成以导演应云卫任队长，包括演员黎莉莉、舒绣文、吴茵、周峰、周伯勋、陈天国等30多人的西北摄影队，专程从重庆出发，取道延安前往内蒙古实地拍摄。当时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与邓颖超一起在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驻地，亲切接见了摄影队主要成员，看到大家身穿清一色军服，风趣地说：“你们这么一打扮，真成了抗日的战士了。”周恩来还亲自写了一封介绍信，并一再叮嘱大家沿途要小心，并祝一路顺风。

　　只觉得是到“家”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摄影队终于在1940年2月14日中午来到了延安城，车队开到设于一座不太高的土山前的“交际处”停下。出面接待的是曾在上海一起从事过左翼电影运动、后来奔赴延安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的老熟人田方，他热情地代表有关方面邀请全队暂住几天，休整后再往前走。说话间从半山腰平台上飞步跑下来几个红光满面、生气勃勃的小伙子，帮助将行李器材搬运到已经安排好的窑洞里。大家心情振奋，只觉得是到“家”了。

　　接着大家被领到山上一所简易木板房内，午饭已摆在一条长形的未经漆饰的白木桌上，两大盘白面馒头和一大桶红枣小米粥冒着热气，几大盘菜肴荤素齐全味道可口。田方指着一大盘肉丝介绍说：“这算是高价菜了，值边币两毛钱。”大家听了很为感慨。

　　当队员们津津有味品尝着丰盛喷香的饭菜时，却看到一位中年干部蹲在门外平台边上，手捧一碗小米饭就着几条萝卜干，大口大口地吃得很带劲，有人不禁好奇地问田方：“他为何不和我们一块吃？”田方解释说：“他不习惯，怕客气，吃不饱。”又有人追问：“他是干什么的?”田方笑了笑：“他是我们交际处的处长。”

　　随后在延安的几天里，全队曾应邀到中央大礼堂观看鲁艺师生的一台演出，最后一个节目是震撼人心的有500人参加的《黄河大合唱》。由于物质条件差，乐队中有小提琴、胡琴、月琴，也有碟、碗、盆、勺，最显眼的莫过于自制的大提琴，用火油箱代替共鸣箱，真是“中西合璧”、“土洋结合”。那种特制火油箱大提琴恐是世上独一无二，发出的声音分外浑厚、低沉、雄伟，大有龙吟虎啸之势，为整个乐队增色不少。

　　亲自指挥演出的冼星海，站在两只矮凳搭着的一条长跳板上，奋力挥动手臂。当唱到最后，他突然转向观众继续挥舞指挥棒，顿时台上演员与台下观众同声高歌，爆发出犹如黄河般奔腾汹涌澎湃的巨大气势，震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弦。

　　“还是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嘛”

　　为表达对摄影队到来的热烈欢迎，第二天中午，边区主席林伯渠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专门设宴招待，当晚毛泽东又亲自接见了主要创作人员。

　　当他们怀着十分崇敬与紧张的心情来到一个简朴的窑洞前，毛主席笑着大步迈了出来说道：“同志们，辛苦啦！你们都是来自大后方的抗战英雄。来，快请里面坐！”

　　毛泽东与每个人逐一握手并询问姓名、年龄，对应云卫、周伯勋多问了几句，并谦恭地称他们为应队长、周先生。当舒绣文自报家门时，毛泽东笑着连连点头说：“我知道你，听周恩来同志提到过你，是一位很有出息的演员呢，只可惜我没有看过你演的电影和话剧，以后有机会再补吧。”舒绣文由衷地说：“主席，我是来向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学习的，在舞台上我只是小学生。”毛泽东听了挥挥手说：“还是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嘛！我们都为了一个抗日的目标。”

　　主客分两桌坐下，毛泽东诚挚地说：“你们远道而来，没有好菜招待贵客，只能请大家吃餐便饭，很不好意思!”

　　饭后窑洞里点起了气灯，照得满室通明，比起重庆因电压严重不足而昏暗的电灯亮多了，谈话也更加热烈起来。毛泽东问了他们在重庆生活、工作、学习情况，当听说吃的是砂子、石子、稗子混杂在一起的霉烂米，用牛皮菜、盐巴、海椒末拌在一起下饭，躲警报整日整夜走不出防空洞，连声说：“辛苦了，辛苦了。”又听到这一路应云卫拿着军委会政治部公函、戴着少将领章应付检查、受到毕恭毕敬的接待，甚至还有人请吃饭时，毛泽东也畅怀大笑起来。

　　应云卫讲了要拍摄的电影《塞上风云》的内容和计划，毛泽东非常满意地表示：“我们目前正是要动员一切力量起来争取抗战的胜利。应当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共同抗日。”他还说：“我看《塞上风云》就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材。到塞外去，不要忘了和蒙族兄弟交朋友，要吃苦耐劳，为中华民族文化事业作出贡献。”

　　会见结束时，舒绣文递上早就准备好的笔记本，请毛泽东题词留念。毛泽东乐哈哈地接过本子说：“要得，要得！”当即从上衣口袋里取下钢笔，在本子上写下六个龙飞凤舞的大字：“抗战、团结、进步！”其他人也一齐围上来要求题词，毛泽东高兴地给每人都同样题了这六个大字，大家齐声高诵：“抗战、团结、进步！”

　　2月16日下午，八路军总政治部设宴欢迎摄影队，当天下午边区文艺界又与全队举行座谈会，有百余人出席，不少人以前都相互熟悉，气氛非常活跃。吴玉章首先致欢迎词，艾思奇介绍了最近召开的边区文协大会的经过及其成就，接着吴亮平、周扬、张庚、应云卫、周伯勋、舒绣文等相继发言，从敌后剧运开展到大后方演员工作，以及今后奋斗方向等，一直谈到傍晚。又隔了一天，摄影队一行才离开延安经榆林前往内蒙古大草原投入紧张拍摄。

　　摄影队的人都喜爱上了这个地方

　　在塞北拍摄半年后，摄影队回程时再次经过延安，又停留了将近一周。

　　重返延安城的次日正逢国际青年节，延安举行庆祝大会，全队人员不愿放弃这难得的参观学习机会，坚持一起出席。

　　此时延安正兴起演“大戏”，即排演外国的、大后方的进步名剧。摄影队中许多成员就来自重庆剧坛，这让他们大感兴趣，9月5日抵达延安的当晚，就兴致勃勃地步行十余里，赶去观看青年干部团演出的《雷雨》。看完戏后已经两点多了，走回住所天已快亮，还兴奋地谈论观感，直到起身时还未合眼。

　　7日晚上，一行又观看了鲁艺实验剧团演出的《日出》，其阵容整齐、演技精湛，赢得他们啧啧称叹，最为感到惊奇而有兴趣的是灯光，延安没有电，而舞台上照样能做到灯光“渐亮”和“渐暗”。演出结束后大家特意参观了后台，与演职员们亲切交谈，其中有不少是熟人、朋友，也揭开了舞台照明的玄机妙秘，原来是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替代在重庆、成都等大城市演出使用变阻器控制灯光的操作，在台前吊上一排气灯，每个灯扣上一个四方黑盒，分别朝舞台和观众的一面都是活门，开幕前将观众席这面的活门关上，再将幕前的活门慢慢打开，台上就渐渐亮起来，闭幕前则将活门放下来台上就黑了，而观众席又亮了。

　　9月8日下午，从前线回来不久的朱德设宴招待摄影队全体成员，而后又举行了座谈会。摄影队员们向朱德提出了有关最近国际形势与华北抗战的问题，并询问了正在进行的百团大战的战况。朱德一一给以解答。当晚为了庆祝前方胜利和欢迎摄影队，延安各界又在文化俱乐部举行晚会，再一次欢聚一堂。

　　因为车辆需要整修，摄影队延至9月11日启程返渝，此前两天连续安排到延安各处参观。当他们攀上山坡参观到闻名遐迩的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时候，面前只是一排位于山坡上的破旧窑洞，怎么也无法想象就在这里，竟培养出了那么多优秀的文艺战士，并排出了精彩的剧目。听说正在上课，大家便悄悄地依窗向内望去，里面一无课桌，二无讲台，连板凳也没有，只有五六个青年围着一位教师席地而坐，轻声讨论着什么，还有几个学生倚墙而立，拿着笔和笔记本，边记录、边插话。整个课堂严肃静穆，充满了浓郁的学习探讨气氛，大家感到既新奇又有意义，都很欣羡、迷恋。

　　往返两次经过延安，摄影队的人都喜爱上了这个地方。他们依依不舍地随队告别延安，于1940年10月19日回到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