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山西省一些地方有的领导干部“习惯”在住地办公，不到办公室办公。他要求“从今天开始，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一律到办公室去办公”。王儒林特别提及了正在调查的原山西阳泉市委书记洪发科案件，表示“作为一个市委书记，作风懈怠，萎靡不振，经常不按时上班，晚来早走，或者半天上班、半天休息……这是坚决不能允许的”。

　　“到办公室去办公”居然也要被“专门强调”，也实在有些尴尬和无奈。对此迫切需要追问的是，诸多常态化的职业规制，何以无法保障官员到岗履职？为何总是一再妥协于某些官员的个人偏好？

　　必须承认的是，公务员尤其是中高级别的公务员，也许并不适合定点考勤的那一套。领导干部一职的复杂性在于，他们工作内容多种多样，办公场景频频切换。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公职人员“在非办公场所办公”的现象，虽然时有发生，却获得了广泛的谅解与包容。但随着时间的推延，极少数官员已然将之视作常态，甚至迫使同事、下属等等，也接受并配合这一独特的“办公习惯”。

　　一般认为，定向考勤、绩效考核等大多适用于基层公务员；而针对较高级别的官员，则适用于目标管理。但在日常语境内，针对较高级别官员的管理，往往抓大放小:明显的违纪违法固然会被严惩，但那些细枝末节的偷懒懈怠、迟到早退行为，却极少会被追责。而中高级别的官员，理应被纳入更高端的激励体系中，既不能自我纵容，也不可每天为了应付打卡签到疲于奔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