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检察官杨斌今年转行做律师，虽然从事了23年检察工作，却为一张“自14岁以来无犯罪记录”的证明犯了难。为自证“清白”，她需要跨省跑5个派出所，现因还缺一张14岁至22岁段无犯罪记录的证明，至今未获得广州市律协准予实习的登记。目前，她已向当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广州市律师协会。

　　一名从业23年的资深检察官和全国十佳公诉人，在转行做律师的路上，第一道门槛居然是这样一道证明难题。

　　检察官、法官、律师、公证员，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都必须通过同一准入门槛即全国统一司法考试，才能取得任职资格，属于典型的“法律共同体”范畴。应该说，这四种法律职业人中，法官、检察官的任职条件最高，公证员次之，律师的任职条件最低。

　　法律是这样规定的。“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担任法官或检察官；而对于公证员，法律只是规定“因故意犯罪或者职务过失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从事该职业；而对于律师，法律仅规定“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担任），但过失犯罪除外”，可见只有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者才不得担任律师，任何过失犯罪，包括职务过失犯罪受过刑事处罚者，都不在律师执业禁止之列。

　　就是说，杨斌若是在检察官入职前有过犯罪记录，就不可能有资格进入检察官队伍；如果其在担任检察官的过程犯罪，哪怕是过失犯罪，也会随即丧失检察官资格。这就是杨斌在诉状中称“大学顺利毕业在检察机关工作23年的事实足以充分证明其在申请日之前未受过刑事处罚”的道理所在。因此，任职条件高的检察官改做任职条件低的律师，还要其提供“无犯罪记录”的证明，逻辑上就很荒唐。

　　再者，按现代法治要求，公民没有“自证其罪”或“自证无罪”的义务，公民有无犯罪记录的证明应由国家机关来完成。部门之间即能协调解决之事，绝不应劳民伤财，而对申请从事律师、公证员等特殊职业者进行“有无犯罪记录”方面的考核，理应由其向公安机关要求提供检索的内部程序去完成。

　　一张“无犯罪记录证明”难倒无数人，这样的证明，不仅违背法治精神，也与中央简政放权的改革方向不符，无论对杨斌，还是普通人，都是一种刁难，这种不合理的“证明”理应改革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