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教授近影

　　“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非常重要，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现代文明的基础，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的立足之地。切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认识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认同，树立文化自信。

　　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中华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其中有信仰体系、价值体系与知识体系等层次。最高层次是国家的文化精神，即国魂与民族精神的内涵，包含了中国人的信仰方式、终极关怀与安身立命之道；其次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念或系统；再次是深邃的多样化的学术与技艺的层面，独特的知识系统。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我国不同时空、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不断交流融合，其中还伴随着中外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在经史子集、儒释道及地域与民间文化之中，最重要的是经、经学与儒学。熊十力先生讲：“经为常道，不可不读。”中华文明的常经、常道在礼乐文明与五四书经之中。五经、十三经是古代中国宗教、社会、政治、法律、伦理、道德的综合体，是君子修身与治理社会的经验集成。四书是整个东亚文明的标识与体现。儒学包括人性的治政方略、稳定的社会秩序与安立人心的信念系统，是学习的文明。就中华文化对现代性的调适与超越而言，“中国文化精神”是一个特殊性、历时性与时代性的概念，其内容有：存有的连续与生机的自然、整体和谐与天人合一、自强不息与创造革新、德性修养与内在超越、秩序建构与正义诉求、具体理性与象数思维、知行合一与简易精神。现代性观念的核心是理性主义和原子式的个人主义，随着时代发展，其弊病日益显露，环境污染严重、生态失衡，个体的人被异化的现象加剧。对此，应破除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模式，肯定文明进程的多样性，认识到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中国文化精神对现代性有批评、治疗与调适的功用。

　　国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文化归属感极为重要，现在一些青年人存在着对优秀传统文化不了解、不热爱的问题，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在文化上自我矮化的结果。有的年轻人留学出国后，贬低中国与中国文化，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根，没有真正认识中华文化，没有解决文化认同与安身立命的问题。文化认同是国家安全的文化基础，如果没有长期以来形成的多民族统一的中华文化的自我认同，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化”掉。在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看来，文化（集体意识或社会良知或共同价值体系）的功能乃在于维持社会秩序；而一旦文化瓦解了或失效了，社会也就进入无序状态。任何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民族，其民族精神都是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我们必须对自身文化有深切理解，确立中华文化的自主地位，树立文化自信，才能真正理解和消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丰富自身。

　　传统美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核心、最有意义的内容，也是今天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国民的文明素养、道德水准还有提升的空间。文化教养、敬业精神、责任心、工作作风等，成为我国内涵发展的关键因素。在这一点上，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调治功效。从汉代到清代，朝野共同承认的核心价值，大体上是以仁爱为中心而展开，重要的范畴如五常、四维八德等，如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廉、耻、诚、敬等。在传统民间社会，儒家伦理教化的积淀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文化小传统中，敬畏、回报、勤俭、重教、敬业、乐群、和谐、互信等观念，无疑是重要的文化资本。

　　传统美德的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不同管道来施教，以寓教于乐，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行，特别是家长、老师与成人的身教胜于言教。目前民间正在复兴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传统美德的教育，有的社区、乡村正在组织学习蒙学、孝道，学习儒学的初步等。传统文化与美德教育本来就是最好的德育课程，我们希望体制内的中小学能够开设优秀传统文化的必修课，用生动的方式普及和提高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小学的语文、政治、历史、地理等教材要增大传统文化内容的比重，中小学国学教育应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系统性而不是碎片化地施教，除了蒙学，应以《四书》为主体，辅以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内容。大学也应普遍开设《大一国文》课程，青少年可以多学习、多背诵一些古诗文的名篇。要把中国人仁义至上的做人做事之道以春风化雨的方式浸润到小朋友、少年与青年的心田，陶冶他们的精神，这是我们培养现代高素质公民的基础。

　　（作者系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