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从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民众便已开始对灾难自救类纪录片或教学片这类影像作品，有旺盛的需求，但这一需求至今仍未得到满足。尤其是纪录片和电视专题片，在履行知识传播的公共职能问题上，仍处于失语状态。对这一状况的改变，有赖我国影视业的决策者和从业者公共服务水准的提升。

　　现状

　　国外灾难自救类纪录片或教学片丰富

　　每次重大的灾难性事故，都会引发人们对此类事故中的自救行为的讨论和关注。然而直到今天，绝大多数民众对地震、火灾、爆炸等事件中自救知识仅有十分模糊的认知。而且，目前对自救知识的普及，大多由行业报刊与科普类自媒体完成，这类媒介的受众面较窄，不能产生覆盖全民的影响力。这实际上凸显了在我国影响力和覆盖面更大的影视作品，尤其是纪录片和电视专题片，在履行知识传播的公共职能问题上，仍处于失语状态。

　　在影视产业成熟、发达的国家，灾难自救类纪录片或教学片是十分重要的创作门类。BBC、NHK等公共电视机构自不待言，就连商业电视机构如美国的探索频道等，也会制播一定数量的“自救片”，以生动直观的画面和语言，教会观众基本的求生技能。

　　其中一些作品的影响力已脱离原有的播出平台和国界范围，令更多的观众获益，如美国Spike公司制作并在美国多个电视频道反复播出的十集专题片《灾难中求生》（Surviving Disaster）自2009年问世后，即被多个国家引进播出，成为最有影响力的自救“活教材”。在火山、地震活动十分频繁的日本，关于自救的纪录片和专题片更是品类繁多、事无巨细，NHK便曾制作了多个关于地震自救的系列片，教授民众如何在官方救援尚未到位或难以到位的情况下，通过社区互助救援、居民检伤分类等方式，有效开展自救活动，赢得更多的求生机会。

　　欧美、日本等国的灾难自救类电视片有三个共同特征。一是对灾难事件的分类，科学而明晰，涵盖地震、火灾、劫机、海啸、毒气、恶人入侵、飓风乃至核弹等各种场景，力求面面俱到又类别分明，便于人们如查阅字典般按图索骥。二是十分强调自救知识的可操作性，结合实景模拟、主持人讲述和专家访谈等多种方式，直接给观众以“动作指引”，实用性极强。三是极具权威性，大多广泛求助于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确保知识本身的确凿无疑，令观众产生信任，如前文提到的《灾难中求生》的主持人凯德·科特里（Cade Courtley）本人就是一位著名的求生专家。

　　益处

　　这类影像可培养观众对灾害的敏感

　　当然，这些电视片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让人们学会如何在灾难中逃生。由于电视是包围现代社会的最有影响力的媒介环境，因而对观众来说，能够经常在电视上看到这类纪录片或专题片，将有利于其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对各类灾情和事故的敏感，从而在很多情况之下做到防患于未然，这又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为制造的突发灾难的发生，如火灾等。

　　反观我国，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具有基本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灾难自救类纪录片，遑论在现有电视频道资源中以一定频率进行反复的播出，以提升观众对这一问题的敏感。

　　去年央视曾编译播出了《灾难中求生》的部分内容，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宣传和推介，导致作品反响平平。另外，在真实的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也未见电视台“趁热打铁”，借民众对灾难的集中关注，进行针对性的教学宣传，错失有效传播的良机。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状况：突发灾难性事件进展的过程中，机构、专家、民间团体纷纷给出关于自救方法的不同版本，众说纷纭，令人难以明辨；而随着事件的结束和冷却，自救的话题又迅速被抛诸脑后，不再被人提起。

　　其实除纪录片和专题片外，优秀的虚构影视作品也可对科学的自救行为有所助益。在灾难片类型成熟的好莱坞，包括《泰坦尼克号》《2012》《后天》等影响力巨大的作品虽是虚构创作，却十分注重对自救行为的正确呈现，同时努力传达人与人之间的互救、互助的人道精神。相比纪录片，流行影视作品的社会影响力更显著，因而创作者更要重视和珍视自己的力量，令其更加有益。

　　总体而言，灾难自救类纪录片、专题片包括影视作品的生产及传播的乏力，是当下我国民众普遍缺乏全面而准确的自救知识的一个原因。

　　事实上，从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民众便已开始对这类影像作品有旺盛的需求，但这一需求至今仍未得到满足。对这一状况的改变，有赖我国影视业的决策者和从业者公共服务水准的提升。而直接参与了大量纪录片制作与播出的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更应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常江（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