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4日，由志愿者从玉林狗贩手里买下的1381只狗几经辗转，最终落脚高邮三垛镇的一处生命护生园。这些狗数量多，且缺少检疫证明，志愿者的举动一度在当地引发争议。如今，一个多月过去了，这里没有了关注目光和喧闹人群，但仅靠志愿者，护生园的持续生存成了问题。（8月31日《新闻晨报》）

　　吃狗与救狗，在成为一场舆论盛宴之后，随着围观者的散去，正在逐步被人淡忘。那曾被激发而高涨的保护热情，也正在日益降温。志愿者救下的一千多条狗，要么圈养起来要么被人收养，给他们找到一个不被“屠杀”的去处。否则，没有了后续资金的保障，没有专业的检疫与喂养，那么被救的狗将再次面临着健康与生命的危机。

给一千多条流浪狗一个不被“屠杀”的去处

　　该不该救狗，如何救狗，一度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如果说狗的来源合法，并且经过了正轨的检验，那么所谓的救狗行为就缺乏合理性。如果说狗的来源不合法，比如属于被迷晕、毒杀或者失落的流浪狗，或者是被主人卖掉的宠物狗，那么救狗则顺理成章。但问题是，造成玉林狗肉节大量狗来源渠道不合法的，恰是监管层面的缺失，以及相关制度的缺陷，使得狗肉的来源渠道不正规，大量的宠物狗或者流浪狗成为食客的盘中餐。在这种体系性的问题下，若是不能解决最根本的渠道问题，那么爱心的承接显然难以为继，也会加剧爱心本身的透支，最终在无以为继的情况下，救狗行动将会变得越来越弱。

　　狗该不该救，答案是肯定的。但如何救却涉及到一个方式和手段的问题，并对最后的结果产生决定性作用。时下的救狗行动实际陷入了两个误区，一是爱心组织和民间机构自身还存在认识上的缺区，把禁止和保护等同起来，使自己面临的对象群体太大，也无以获得最广泛的支持。狗肉能不能吃，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限制，而玉林等地的狗肉节民俗文化，有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若是基于保护的目的而倡导取缔，既不现实也会把自己置于孤立面。二是出现了严重的责任倒置，救狗成了单纯的“回购活动”，通过花钱购狗的方式，把即将成为盘中餐的狗给及时解救出来。然而问题是，若没有从根本上找到解决的途径，那么这种方式只能救出数量有限的狗，后续还有大量源源不断的补充。甚至当回购成为一种生意之后，在更大利益的诱使下，反倒会造成某些商家的变本加厉。

　　确切说，倡导动物保护本身无可厚非，也是当前构建人性化社会的现实需求。然而动物保护既需要程序正义的检验，也需要得到手段合理性的认可，否则就可能把自己陷入大众的对立面，从而丧失民意支撑的基础。比如很多次，动物保护组织都采取“高速路上拦车”的极端方式，在手段上存在较重的违法性，结果不但未能获得舆论的支持反倒是声讨。对于玉林救狗也是如此，当其以回购的方式作为主要办法之后，从开始就注定其处于失败的境地。真正有效而必须采取的行动，则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采取有礼有节的办法，促进政府监管部门迅速发挥作用，对狗肉的来源渠道进行规范，让那些来路不明又未能经过检验的狗，要么回到其来处，要么找到一个去处，而不是大量回购然后集中喂养，最终手段的局限性也会造成行动的难以持续。

　　谁能承接“救狗行动”的后续成本重负，这个问题需要获得全社会，尤其是监管层面的回答。不过，对于民间组织来说，如何把形式意义与实质意义结合，让短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结合，让民间力量与公共管理结合，让内生力量与外部力量结合，其实也是对自身能力与水平的有效检验，也是验证民间慈善成熟度的标尺。（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