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无名者的生活——李津三十年”将登陆上海龙美术馆。本次展览将以“85新潮美术运动”为起始，通过100余件作品回溯李津三十年内的创作历程。展览开幕前夕，李津在北京的家中接受了京华时报记者的专访。李津什么都聊，他难以忘怀那一片对其影响至深的藏区；他曾怀疑“沉寂十年，我在坚持什么？”但火起来后，他也能找准自己的定位，不被市场牵着走。去年的一趟青城山之行，让这位爱画美食和身体的艺术家发现，“我内心里头，真正藏在最底下的其实是孤单”，而以往那些繁华不过是掩饰内心的那份孤单罢了。

《青城怀古图》纸本水墨43×38cm 2014年

　　从艺路

　　表姨周思聪建议学国画

　　上一次见李津，是在7月于北京画院举办的周思聪、卢沉的作品展上。熟悉李津的人或许知道，著名艺术家周思聪是他的表姨，当时的采访中，看得出李津对表姨艺术的敬仰。

　　李津告诉记者，当年考上大学时，在选专业的问题上，他征求过周思聪的建议。“我们那代人起初都爱画油画，认为更逼真，所以想选油画，但也不是很有底”。周思聪告诉他，“看你想当什么样的画家，要是没有太大野心的话，选什么专业都行；如果想做一流画家，学油画就不如学国画有优势”。

　　油画是西方的舶来品。在当时，国人能见到的西方油画印刷品都极少，更别说原作了。相较于学习油画的环境来说，学国画的环境要好太多。李津自己一琢磨，确实是这么回事，他便选择了国画。

　　由于大学之前，李津接触的都是速写和素描，而水墨则完全是另一套玩法。从西画的路子上转过来，李津费了不少劲，打下了坚实的国画基础。尽管在学校那会儿，李津也画过“正常”的画，但在他职业生涯中几乎没有画过传统意义上的水墨画，而是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越走越远。

　　赴西藏

　　效仿高更去别处寻找艺术

　　李津曾在不同的场合说过西藏对其艺术的巨大影响，当记者再次提及这个地名时，他脱口而出，“不去西藏就不会有今天的李津”。

　　1983年毕业留校后，李津申请援藏。当时迫切赴藏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是当时特别崇拜高更，而他远离艺术中心巴黎去遥远的塔希提岛寻求艺术的经历，特别感染我；另一方面是我的艺术也陷入了困境，那种按照统一教学大纲的模式，让我觉得很压抑”。

　　1984年，李津如愿成行，在西藏大学艺术系讲学一年。到了那儿后，他发现“那种完全不同的风情，不做形式上的探索，直接描绘都会很感人”。

　　到了西藏之后，李津有一种释放的感觉，“完全被打开了，在那儿画画没人会提醒你要注意笔墨、注意皴擦点染，我放弃了很多学院里所谓的传承，只是把毛笔和墨当成是我更熟悉的一种材料，更多的是考虑自己感知到的世界，更见我本性的东西”。

　　一年后，李津带回了很多表现性的作品，他用这批画进入了85新潮美术这个局。“现在看当时的作品感觉很强烈，压缩好多语言，很单纯”。

　　创作

　　私欲能入画吗我的意义就在这儿

　　李津按照严格的学院体系走下来，不过，最后他却走上了一条“颠覆传统”的路子。将曾经不能入画的那些个人私欲，如各种热气腾腾的肉类、没什么美感的人体毫无掩饰地铺陈在宣纸上。而直接刺激他步入“活色生香”世界的则是繁华都市中的市井生活。

　　从西藏回来后，他跑到了南京，周遭环境的变化再一次改变了李津的创作，他不再画藏北的牦牛，而是改画江南淑女。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李津回到了北京，过上了胡同生活，正是胡同生活的世俗性，让李津感到了生机勃勃。

　　回忆绘画上的转变，李津说，他当时给人的感觉是从主流绘画变成了小情、小趣、小我，把自己一些基本的私欲当成是一种创作的主题来张扬，“就好像是炫耀你吃的那顿饭吃得怎样一样，这种婆婆妈妈的事情能拿出来说吗？我的意义就在这儿”。

　　在今天看来，这种描绘个人基本欲望的绘画已经有些常见了，但在那个年代是禁忌，自古以来没人这么玩，“这种玩法相当冒险”。

　　有这么高人气当时做梦都没想到

　　李津的选择在最初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里，不太被认同，“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我是沉寂的，甚至我自己都开始怀疑了”。那会儿，大型的有关水墨探新的展览、水墨人集体关心的题材，李津都持拒绝的态度，“我肯定也痛苦过，也怀疑过，但其实自己放弃了也就是重拾了；每个领域都不会再找我的时候，我只能自己玩了”。

　　但他庆幸的是，自己还热爱绘画，“这是最后衡量一个艺术家的标尺，什么理由都没了，即使没钱买纸了，还要拿着棍子在地上画，这是艺术的需要”。在公园里看老人们用毛笔蘸水在地上写字时，他很感慨，“我觉得这个过程特别牛，这是他们真想写字，写字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把内心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李津感觉自己火了的时候是在2000年以后，“租住的小地方换成了大的工作室，从只能请得起3个人吃饭到可以请33个人吃饭”，这种急速的变化，李津都觉得有些意外，“我今天有这么大的人气，在当时做梦都没有想到。”

　　李津自比“良导体”，周遭环境的变化也会直接投射在他的作品上。“早一点的东西要不画我的三口之家，要不画我在北京胡同的小院，多是一个胡同里的产物；到了2002年，我租了大空间，从那儿以后，画面上的人开始渐多，开始丰盛起来”。李津笑说，“从我的作品变化，还能看出我住房面积的变化”。

　　破局

　　回溯三十年宣告破局的时候到了

　　最开始，喜欢李津作品的藏家大多都是外国人，“中国人买我画的时候，已经很靠后了”。李津清楚地意识到，这部分中国藏家中，真正懂他的人也不是太多，“做生意的人挺多的”。其中不少附和“李津作品好”的人，还不乏那种“不敢说看不懂的，他怕人笑话他”。李津很享受这种“强势审美”带来的快感，“或许作品一开始让他特别不舒服，但后来慢慢习惯，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讲，这是一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

　　至于即将开幕的这个展览，李津的初衷是希望喜欢他作品的观众可以看到一个“变化的李津”。“因为我还算是厚道人，总觉得大家对我的热情不是平白无故的，也知道大家在想什么、可能喜欢什么，不过这种回馈社会的心理时间长了，我的艺术就会有很多妥协”。

　　李津不想一成不变，“如果停留了，那就不是李津了，当自己的身体、周边的环境都变的时候，艺术不可能不变化，如果不画与你状态所匹配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一定苍白，所以我要找一个新的方式”。他想通过这个展览来“破局”，“如果被赞扬声和认可包围起来了的话，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包括斗志、自己的自由度，所以我打算用这个展览向大家有个交代”。

　　破局之后要怎么走？李津没有直接回答，“得用作品来说话”。不过，去年的一趟青城山之行，所画就的一些作品或许能找到些苗头。那种非常具有出世感的纯水墨，跟往日闹哄哄的画面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通过青城山那批作品，至少我找着自己内心的东西了，在我内心里头，真正藏在最底下的其实是孤单”。（易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