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近影

　　编者按：

　　王树增是我国著名的军旅作家，著有长篇纪实文学《朝鲜战争》、《长征》、《解放战争》、《抗日战争》以及长篇历史随笔《1901》、《1911》等。不久前，他推出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抗日战争》是他的“战争系列”作品之一，该作品以三卷的恢宏篇幅记录了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对重大历史事件、所有重要战役均有展现，对敌我双方统帅部的战役计划、兵力部署及战役经过等都做了详尽叙述，特别是对战役结局及经验教训从军事学术的高度给予分析和总结。日前，本刊记者专访了王树增，请他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和《关于繁荣发展文艺工作的意见》，谈谈作为历史文学作家，要如何把握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如何树立正确的历史史观等问题。

王树增

　　文艺家要坚持文以载道

　　记者：中央在不久前发布了《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一周年也即将到来。您是我国著名的军旅作家，写就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文学作品，您能否就创作中如何把握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等问题谈一谈？

　　王树增：从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到最近中央发布《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实际上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我们的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意识到文化建设对于中国梦的实现越来越重要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一个道理：一个社会的前进需要两个轮子的支撑，一个是物质发展，一个是精神发展。从精神发展的角度看，重视发展当代中国文化艺术工作，对于中华民族的未来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就是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内涵。今年以来，这个工作一直在抓，我们的文化艺术界确实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大家有了使命感和担当意识。我有一个观点，就是文学家、艺术家始终要坚持文以载道，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说法，这恐怕有点“自欺欺人”，因为只要是公开演出或公开出版作品，就必须要承担责任。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

　　我想目前，有良知的当代中国文学家和艺术家，实际上都明白一个道理：你必须为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的前途有所担当。文艺工作不是个人的事，必须要承担使命，这是不言而喻的。

　　说到我的历史文学的创作，我想无疑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要真实、客观地把中华民族的奋斗史奉献给当代读者，所谓“真实、客观”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我们要坚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站在历史发展规律的主线上，来书写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为实现民族复兴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我所有的历史写作也都是沿着这条历史主线来进行完成的，包括我刚刚出版的作品《抗日战争》。关于《抗日战争》，我希望能对有一些人对这段历史的模糊认识甚至是“奇谈怪论”做一个正本清源的工作。虽然我的力量很微薄，只是写了一本书，但是我愿意发出这样的声音。我想一个民族只有真正正确地认识自己，才能展望未来，才能清楚地知道怎样才能成功地走向光明的未来，这是我自己在写作当中给自己的一个沉重的历史使命。

　　第二个层面，写历史还是为了今天。今天我们需要弘扬的是什么？我想还是万众一心、不屈不挠、大义凛然的民族精神。这些不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精华，也是中国革命史的宝贵精华，这种精神的传承是非常重要的。我也多次在很多场合说，我写历史书，尤其是写《抗日战争》，都是为今天的青年人而写的，希望能够得到青年读者的喜欢。

　　抗战胜利是全民族万众一心的结果

　　记者：能否结合创作中的具体问题，谈谈您作为一位作家，是如何把握抗日战争这段令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历史的？

　　王树增：我想，以前我们写抗战史，可能大多数采取粗线条的写法。70年过去了，当代作家有责任为当代青年人提供一个完整地理解这场战争意义的优秀读物，有3个字非常重要，那就是“全民族”！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抗战，这是常识。近代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被西方认为是一盘散沙的国度，这个“散沙”主要是指精神，这种“一盘散沙”的状态，恐怕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弱点，当面对日本侵略时，我们当时武器落后，国力也衰败，而最大的危机恐怕是否能够万众一心。《义勇军进行曲》里特别提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万众一心”对于近代中国实际上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这个国度由于近代以来的衰败，她的政治体制、生产方式的落后，使得这个国家国不成国，中华民族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候，取得胜利的最基本的保障就是万众一心！

　　那么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在面对侵略者时所表现的集体性的万众一心，是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的事情！为什么突然觉醒了？没有那时候的万众一心，我们拿什么抵抗一个军事强国的野蛮侵略？虽然这个过程非常漫长，但是我们终究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是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才赢得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时候，你才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国共两党以及社会其他各个党派、阶层所组成的抗日统一战线是多么的重要！

　　同时，正是由于中日两国国情的巨大差异，我们也可以理解，“论持久战”这一战略原则的确定是多么重要；为什么在二战中，只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才存在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这种战争形态，这种战争形态是我们的国情造成的，只有这个国情下，才会形成两个战场互相配合的局面。所以我在书中用大量篇幅对这两个词汇进行描写：一个是全民族的抗战，一个是万众一心的精神，这是相当重要的，也是我这本书的轴心。

　　抗日战争应记载在民族心灵史上

　　记者：现在对于抗战这段历史，尤其是网络上，确实出现了一些“奇谈怪论”，如对正面战场、敌后战场的评价，有的甚至忽视了史实，立场偏狭。对此现象您如何看待？

　　王树增：不要说普通人，就是很多专业人士对历史的认知也有模糊之处，这是令人焦虑的事情。这种焦虑不是说我们对那段历史研究得不够而产生的焦虑，而是精神上的焦虑。那就是一个民族精神上的“断代”。对于真正有忧患意识的中国人来说，对此都会产生焦虑。何况一些专业人员也存在断章取义的情况，这也是我写书想纠正的一种倾向。

　　比如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意义问题，我觉得争论这个问题没有必要。我在书中写了不少正面战场的人和事，我说过，站在偏狭的立场上，是无法真正还原这段历史，更无法解释这场战争的。抗战的正面战场担负着抗击日军正面进攻的重大任务，这是不能忽视的，在战壕里的百万士兵，哪一个不是中国贫苦农民的孩子？哪一个士兵没有家庭？哪一个家庭里没有一个眼泪哭干的母亲？这些孩子们都是才十八九岁、二十多岁的青年，那时候他们为什么要为民族作战，而且献出了所有的一切？我们难道不应该对那些倒在战壕里的生命怀有深深的敬重吗？所以，对历史的理解不要偏狭，这种偏狭对不起我们的前辈，对不起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完全无视正面战场，完全回避对正面战场的记述，历史的发展逻辑便会断裂。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完全忽视、歪曲敌后战场，这是一种很恶劣的潮流。没有敌后战场哪来的正面战场？这不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吗？敌后战场进行了那么多战斗，扩展了大面积的敌后根据地，我们有无数优秀的敌后抗日武装战士和干部牺牲在战场上，难道能够忽视为民族生存而战的那些生命吗？现在还有一些很令人匪夷所思的说法，比如八路军消灭了多少日本鬼子，居然在网上还炒得很热，这是不正常的。敌后战场的历史作用，不是仅仅用数字就可以定论的，敌后战争有其独特的战争样式和战斗规模，与正面战场相辅相成。要知道，对中华民族历史的任何偏颇的言论，都可能造成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整体的伤害。对此，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

　　我也不赞成现在网络上出现的一些对于地道战、地雷战之类的调侃，那些手无寸铁的农民，他们不甘心做顺民，他们没有当汉奸，他们愿意作战，那么他们手里没有武器，只能拿起他们身边可以拿到的东西与侵略者作战，哪怕就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或者放羊的孩子，只要不甘屈辱、只要去战斗，都应该被记载在我们这个民族心灵史上，都应该值得我们后人去崇敬！我万万不理解，为什么现在有些人竟然去调侃这些不甘做亡国奴的农民！我在书中大量地从人的角度出发来描写官和兵，我认为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中华民族的危急时刻，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不惜自己的生命去作战、去抗争，为我们民族作出了贡献。实际上我们应该为他们树碑立传。

　　记者：对于今天的青年人，应如何树立一种正确的历史观？您对此有着怎样的建议？

　　王树增：我想，哲学意义上的唯物史观的确立，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我们的教育恐怕还不够，对于青年人来说，特别要警惕一种唯心主义的倾向。比如我们看历史，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其核心是什么？是人民！人民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从这一核心出发，就可以看透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就不会有偏颇，就会很宽容、很理性，很有胸怀，能够自信。现在对于一些问题的争论，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里，这是教育的失误。这点我认为非常重要，就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历史。至于要为历史提供材料、档案，我认为这也很必要，但这是技术层面的。当然我们也要尽可能地搜集更丰富、真实、饱满的历史史料。总之，我觉得我们的民族在精神上的心智的成熟，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