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古称云中、平城，曾是北魏都城，有2400年的建城史，是国家首批命名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中国古都学会确认的中国九大古都之一。10月9日清晨，由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带队的全国政协“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调研组从北京首都机场乘机前往大同，开始了在山西的一系列考察、调研、座谈活动。

　　金秋十月，塞外已是寒风逼人。复建后的大同古城墙高大巍峨，一个个垛口无声地呈现着曾经的金戈铁马，也见证了中华民族在这里的融合与统一进程。“大同在民族宗教方面有着特殊的地位，从历史上可以给我们很多启迪。”调研中，朱维群多次提起大同的历史价值和作用，使大家对这个地方刮目相看。

　　“我们所说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个提法虽然是近几年刚刚提出的，但在中国历史上早就是一种普遍现象。”朱维群介绍说，晋北地区在古时候曾是中原民族与北方草原民族交界之处。为了生存，民族间战争频发，然而，这里也是中原民族与北方草原民族相互学习、相互交融之地。最有名的有两个例子：一个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赵武灵王果断决策仿效草原民族服饰，军事上变车战为骑战，振奋了一个国家的精神，增强了赵国的军事实力，并最终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胡服”不仅只限于军事中，后来传入民间，成为中原地区一种普遍的装束。这是中原民族向草原民族学习的范例。在大同灵丘有一座赵武灵王墓，据说“灵丘”这个地名就来源于此。

　　另一个事例是北魏平城时期，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并做出南迁都城的决定，展现了一个北方游牧民族拥抱中原文化的气魄和胸怀。正如一名大同人所说，现在大同人大部分是汉族，但很多人身体里还流有鲜卑人的血。“正是鲜卑民族主动与中原民族交融，促成中国北方的统一，为以后隋朝的统一和唐朝的盛世打下基础。”朱维群说，古城大同正是1500多年前鲜卑民族做出民族大融合决策的地方。

　　大同也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在云冈石窟参观时，通过栩栩如生的佛像造型艺术，委员们直观感受到了佛教中国化的演变进程。云冈石窟按照开凿时间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的“昙曜五窟”具有浓郁的西域特色，到了晚期，石窟造像艺术和建筑风格呈现出明显的中国化特色，反映了当时佛教正逐步向着中国化方向演变。从那一尊尊雄健婀娜的雕像中，可以明显看出外在形象已深深融入了中国北方民族的特征，还可以看到中原文化的印记。

　　“从云冈石窟可以看出佛像造型艺术中国化的开始，往南走，到洛阳龙门石窟，中国化的取向已经十分明显，再向南走，开凿于唐末宋初的大足石刻，佛教造像中国化大体上已经成熟。可以说，大同这个地方是佛教特别是佛教造像艺术中国化的发端，迈出了佛教中国化起始阶段的重要一步。”朱维群说。

　　委员们凌晨伴着寒气、披着星光3点半就出发前往机场，当他们结束一天的调研回到大同的宾馆时又是满天星斗的夜晚。然而，委员们仍然兴致不减，就宗教中国化的问题还在讨论着，大家一致认为：现在我们探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建立在宗教中国化的基础之上，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中国历史上，宗教本土化已经有了比较成功的经验。佛教的本土化，不仅使佛教在中国得以全新的发展，而且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元素，实现了“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就是大同的调研带给我们的最大启迪。”委员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