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今年7月下旬以来，随着山西国投董事长上官永清被查，一个“山西汾酒会”的政商圈子渐渐浮出水面。“汾酒会”与汾酒集团无关，而是对以晋官为主的经常在固定会场参加聚会的一个群体称谓。据披露，该“会”总人数近40人，目前很大一部分已被调查，如聂春玉、申维辰、王茂设、洪发科等。而拥有“30多年金融从业经历”和大量高官人脉的上官永清，被指是山西政商链中“关键一环”。

　　以前有“西山会”等晋籍高官小圈子已为人知，而眼下，随着上官永清这名山西金融“大鳄”的倒掉，人们发现，此类政商连接的“会”早有分舵，“山西汾酒会”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山头。尽管人员构成没“西山会”那么高大上、“手眼通天”，但性质是一样的。等而下之，以上官永清为核心的“飞行俱乐部”，不过是一批吕梁老板组建的“外围组织”罢了。

　　“汾酒会”、“飞行俱乐部”等等，看似只是官商定期聚会的人际关系圈子，觥筹交错之间，洋溢的是乡音乡情，实则不然，这些圈子也是政商关系在现实政治中的投射。一方面，这“会”那“会”，不可能不受权力的主导，并成为权力者施展权力影响的松散机构。每一个“会”，既有隐秘的“主脑”，也有游走其间、长袖善舞的“纽带”，上官永清被指“关键”即在于此。

　　另一方面，这种基于“乡谊”扭结到一起的“会”，“乡谊”往往倒在其次，关键仍在于通过这种官商勾结获取更多的政商利益。权力可以借勾肩搭背而飞黄腾达，而在权力护佑下的商业也尽可以从中攫取超额利润。此前的丁书苗是这样，后来的上官永清也是这样。这一点，在太原市商业银行变身晋商银行的过程中，从一度“濒临破产”到“不差钱”，数十亿国资强势注入即为明证。

　　可见，“汾酒会”旧瓶里装的不是什么新酒，玩的还是政商勾兑老一套。这样的政商圈层，也绝非政治现代化的必然路径，不过是私相授受、党同伐异的旧把戏罢了。

　　民国时期山西军阀阎锡山非五台老乡不用，考虑的多是“子弟兵”的因素，而现代山西官场的各种“会”大行其道，其行径更加恶劣。无论是“四为干部”（年轻有为，敢作敢为，胆大妄为，胡作非为）申维辰，还是生年、学历、履历俱假的“三假干部”上官永清，他们拿来交易、勾兑的，乃是社会公共利益，而非一家一姓之私产。

　　这种畸形的政商勾结，并非只是发生在山西一地，而是已成中国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阻碍因素。其诉求也从获取腐败利益，进而扩展到猎取不当权力。此前有媒体质疑，诸多落马官员何以能边腐边升？症结正在于这种政商勾结已经陷入一种“超稳的暴利性生产结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晋官难当”，根源还在当地政商生态的“圈子化”。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足见要廓清政纪，必须打破那些以地域、血缘等为脐带的权力圈层，在二者间矗立绝缘带。而打破团团伙伙的权力圈层，只能是在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基础上，通过深化权力约束层面改革，构建常态化的制度机制，实现各级权力在多维度的被切割、被监督，进而彻底廓清政治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