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0月5日至17日，环保部卫星遥感巡查监测数据统计显示，在全国范围内，除了北京、上海、福建、广东、西藏等11省（区、市）未监测到疑似秸秆焚烧火点，在其他20省（区）共监测到疑似秸秆焚烧火点862个，比2014年同期增加54个，增幅为6.68%。经过几年的努力，防治大气污染已初见成效，从“APEC蓝”到“阅兵蓝”，蓝天再也不“奢侈”，但是大气污染的防治是一个长期漫长的工程，防治大气污染、雾霾治理已经成了和全中国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事情，这当然也是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关心关注的焦点问题。对大气污染的防治、雾霾的治理，民主党派有何建议。

　　大气污染协同防治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突破口。京津冀三地以协作小组为领导，措施有效，成效显著，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 相关立法有待完善。三地各自制定《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对区域权限和责任没有明确描述，污染物排放、排污费收费等标准不统一。所签订相关协议缺乏刚性约束，执行难。协作小组属于非常设机构，临时性、依附性较强，权威性不够，运行中存在诸多困难和挑战。

    2. 机制建设不完善。协作机制不能完全适应形势的发展，统筹协调和监督约束力不足。应对型和运动式的应急联动措施对联合启动和解除条件缺乏协调和对接，缺乏长效机制。保障机制不完善。各地执法水平不均衡，执法权无法保障。

    3. 市场调解作用发挥不充分。片面追求污染减排高标准，企业向排污标准低的地方迁移；环保资金投入不足，难以支撑治理任务。防治焦点和相关政策主要集中于企业及其生产环节，服务环节被忽视，市场主体作用没有有效发挥。

    4. 科研及成果推广与实际需求有偏差。三地面临着污染底数不清，形成机理不明，空气质量监测预报预警、源头治理技术不足等问题，而科研重视前瞻性，忽略社会生产承载力。存在数据共享难、科研条块化和体制性割裂，研究重复多、减排科技成果转化难等问题。

　　为此，建议：

    1. 建立常设领导机构。由中央有关部门牵头，成立三地联合防治管理委员会，以会商机制为基础，在环保部设立办公室，建立跨区域会同其他部门的联合监察执法机制，统一监察执法，加强信息互通共享。逐步将委员会通过法定程序过渡为常设领导机构，理顺其与三地环保部门的关系。

    2. 完善立法。由国务院赋予三地政府签署协议的法律效力，整合区域内法制资源，出台《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统一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排污收费标准，实现“环保标准一致化”，实行减排责任分担机制，按照行业、技术水平、地域特点等重新分配排放总量及减排目标。

    3. 完善保障机制。构建长效应急措施系统。建立健全应急管理联席会议、信息合作交流和联合指挥机制；建立完善应急会商响应、信息共享、技术交流、联合执法等环保协作机制；对跨区域突发事件，实现区域协调对接。

　　实行统一规划，大力推进区域联防联控。中央与三地财政共同出资，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企业减排、科研和技术推广等；深化重污染预警信息发布机制；完善社会共治体系，拓宽媒体、网站等渠道，对政府和企业环境行为信息进行公开，推行有奖举报等联动防治激励机制，健全问责机制，鼓励和引导公众参与监督。

　　三地统一企业准入标准。对已有企业，提供技术及资金支持，帮助企业实现清洁生产。充分考虑地区和企业发展阶段差异，鼓励先进适用技术研发推广工作。

　　建立奖励减排技术体系。为企业使用减排技术提供资金支撑，转变以罚为主的监管方式，使企业从被动减排转变为主动减排。

    4. 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开展环保设备融资租赁等金融创新，减少工业企业环境治理压力；鼓励政府与社会风险投资资金联合成立环保产业投资基金，加大对重点环保产业的投资力度，鼓励金融机构为符合条件的优质环保企业提供贷款；拓宽技术研发和环保服务类企业的融资渠道；发挥三地中介服务业优势，开展技术转让服务等；发挥三地社会公益组织集中的优势，鼓励社会团体资助公益项目研究；加快促进三地形成污染物总量控制的碳排放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加强税收约束。

    5. 加强科研合作。建立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的三地科研合作机制，共享科研数据。重点开展污染源排放清单、污染机理、多污染协同控制以及治理效果评估等研究，联合开展实用减排技术研究。配套建立环保技术信息发布与咨询服务体系，促进环保技术与设备的推广应用及环保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