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会讲中文的人多得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的合作教授，在见面之前一直与我用英文和法文邮件沟通，但入职第一天，她就用一口十分标准的京腔对我说：“呦呵，可算把你盼来了。”后来我才了解到，她曾经在北京断断续续生活过六七年之久，也曾去过台湾。“繁体字可把我愁怀了，都不认识呐！”她感叹。后来我发现，在欧洲学者中，对中文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人相当多，他们学习中文或出于研究课题的需要，或纯粹是兴趣。

　　比起学术圈来，更令人惊讶的是民间的气氛。有一次我与一位中国学生在一间小咖啡馆讨论一部电影，隔壁桌的一位花白头发的老太太一直微笑着看我们。讨论结束后，她竟以中文开口说：“你们讲得很有意思，我也要看看这部电影。”我问她是不是在中国生活或学习过，她说她从来没离开过欧洲，语言是自己凭兴趣学的。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在人多的地方讲中文，原来那种由于语言的差异而带来的某种文化距离感和安全感被破坏了，却也有另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从中国人竭尽所能学习外语，到外国人开始将学习中文作为时尚，这一过程十分微妙地折射出这两个文化体之间关系的变化。语言学习极耗费时间精力，且只能作为一种工具使用，但对其他文化的关注乃至学习，无不以学习其语言开始。在唐代文明的巅峰时期，中国周边的若干国家不但令中文成为贵族阶层的语言，甚至连汉字也直接用于本国语言的书写。17世纪法国文化全盛时期，欧洲各国上流社会皆以使用法文为荣耀之事，只在对仆人讲话时才讲本国语言。我们当然不能沾沾自喜地认为，越来越多的老外学习中文是中华文明已经再度崛起的象征，但毫无疑问，当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愿意以语言为媒介去了解和理解中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不必要的误解甚至冲突。

　　不过，这件事还会令人产生一丝隐隐的忧虑，那就是，除了语言之外，我们还能给那些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提供一些什么。如今的中国文化，被太多与文化无关的东西裹挟，呈现出一种令人费解的面貌。我的那位教授同事便说：“中国太复杂，不好懂，不像瑞士这么简单。”这种复杂究竟源于独特的深层文化气质，还是一种被外力装饰和扭曲后的结果？很值得深思。甚至，当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止步于学习语言，甚至对语言之外的种种现象既疑且惧，那么这种“文化交流”的存在又究竟有什么意义？

　　还文化以其本来面貌，并逐渐停止各种非文化的力量对文化过于深入的干涉，恐怕应该是今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主要方向。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中国和西方的相互需要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对异文化的了解既有功利的需求，也有纯粹的兴趣与精神层面的考虑，后者不会带来直接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却是前者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从欧洲人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复杂态度中，我们可以反观自身对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理解和处置。（常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