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有媒体报道称陕西榆林市府谷县委书记马治东被曝在多个场合佩戴不同的名表，并发布了若干张照片，专门把腕部圈了出来为证。11月11日下午，西部网记者了解到，榆林市纪检委目前已介入调查此事。欲知后事如何，未几当见分晓。及早介入很有必要。俗话说得好，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放过一个不好的人。至少有一个佩戴多块名表的人已经被证实不好，正是陕西的，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众所周知他还因此得到了“表哥”的诨号。

　　手表本是计时工具的一种，异化成腐败的载体，悲哀并不在它自身，它只是“铸佞臣”的“白铁”，无辜得很。在表或钟问世之前，我们古代的计时工具基本上是漏壶、日晷等等。壶漏是利用水的均衡滴漏原理，日晷则是利用太阳投射的影子来测定并划分时刻。北京故宫的大殿门外往往都立有日晷，前些年兴建的中华世纪坛，主体建筑也正是日晷的形状。研究认为，壶漏的起源上溯商周，日晷的可靠记载则出现在隋代。这些计时方式诚然体现了前人智慧的结晶，缺陷亦显而易见：壶漏，水流速度与壶中水的多少相关，影响准确度；日晷，则阴天夜晚没有太阳就不行。明朝的谢肇淛就因此认为：“今占候家时多不正，至于选择吉时，作事临期，但以臆断耳。烈日中尚有圭表可测，阴夜之时所凭者漏也，而漏已不正矣，况于山村中无漏可考哉？故知兴作及推禄命者，十九不得其真也。”他进而现身说法：“余于辛亥春得一子，夜半大风雪中，禁漏无声，行人断绝，安能定其为何时？”在他看来，依靠生辰八字来推测什么，也就成为扯淡之事。

　　钟表大家都知道是明朝的时候由意大利传教士们引进的，计时方式也因之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再用谢肇淛的话说：“西僧利玛窦有自鸣钟，中设机关，每遇一时辄鸣，如是经岁无顷刻差讹也，亦神矣。”清朝学者赵翼的结论尤为值得重视，在“钟能按时自鸣，表则有针随晷刻指十二时，皆绝技也”的基础上，他认为“今钦天监中占星及定宪书，多用西洋人”，诚乃自然而然，“盖其推算比中国旧法较密云”。其值得重视的结论在于：“西洋远在十万里外，乃其法更胜，可知天地之大，到处有开创之圣人，固不仅羲、轩、巢、燧已也。”在自以为天朝至尊、穷尽一切的那个时代，这样的见解可谓振聋发聩。

　　讲到“表哥”，最早的当推乾隆皇帝吧，因为他授意购买、制造、改造钟表的谕旨比比皆是。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粤海关总督李永标、广州将军李侍尧进贡“镶玻璃洋自鸣乐钟一座，镀金洋景表亭一座”，乾隆传谕：“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似此样好的多觅几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贡几样来。”乾隆小舅子傅恒家，甚至仆从“无不各悬一表于身”。乾隆大臣和珅死后抄家，在钟表一项也不不得了，计有“大自鸣钟十九座；小自鸣钟十九座；洋表一百余个”。皇帝之外，他们的表都是哪儿来的？你应该懂的。那么，这两位可称为杨达才类“表哥”的祖师了。

　　杨达才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两罪并罚获刑14年。其受贿赃款25万元和504余万元来源不明赃款被依法没收上缴国库，然印象之中，他那至少被网友扒出的11块名表，似乎没有交代，敢是属于504余万元之列？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不妨多着些笔墨，杨达才诚因不合时宜的微笑引起网友的关注，但众多名表毕竟是拿下他的突破口，哪能不了了之了呢？因此，在马治东这里，不论“后事如何”，都还是对名表给个明晰交代吧。（潮　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