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眼球效应时代，农民工一些剑走偏锋的讨薪方式，将利益诉求社会化、将个体遭遇公开化，将舆论压力转化为利益博弈的筹码，从而达到讨薪的目的。

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所言，“在强弱关系失衡的格局下，弱者往往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途径，以无奈的低姿态的博弈技术进行自卫性质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手段来进行利益争夺”。作为一种生存智慧，常规渠道难以讨薪，农民工只能“过激”。

在身份认同、社会保障、劳动保护等方面的缺失，让农民工成为一个边缘群体。层层转包、环环拖欠，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之间通常只有简单的雇用关系，却缺乏法律纽带的维系。于是，压缩工资乃至恶意欠薪，成为对农民工压榨和盘剥的“生财之道”。

叫停“过激讨薪”，有着良善的制度初衷。只不过，前提是农民工通过制度化的渠道能够更加便利、更加低成本地拿到自己应得的劳酬。一方面，讨薪农民工不能“有诉求就过激，一过激就违法”，再合理的诉求也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解决；另一方面，用人单位也不能忽视农民工的利益诉求，用“堵”和“压”的方式使之演变为过激对抗。只有让利益博弈和法治完善结伴而行、共同成长，“过激讨薪”才会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