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垃圾治理早已刻不容缓。可是严峻形势之下应对行动迟缓，原因无他，掌握话语权的官员、媒体人士及各行业精英，都生活在城市里，正在遭受垃圾“熏陶”的村民，并没有什么舆论话语权。

多少年之后，当村里的孩童问无处不在、臭烘烘的“垃圾山”从哪里来的时候，他们的爸爸妈妈或许只能无奈地回答：从你爷爷和爷爷的爷爷那里，就开始“愚公堆山”“垃圾围村”的工作了。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华商报》注意到了乡村垃圾问题：一些村头的垃圾山竟然堆起来几十米高，不断向农田扩散，生活垃圾随意散落，麦田里散落着塑料袋破酒瓶，城市生活垃圾运至城郊乡村造成“垃圾处理场”……怎一个触目惊心了得！

此前，环保部部长陈吉宁说，我国环境污染正在发生一场“上山下乡”的时候，数据说我国农村每年垃圾1.2亿吨的时候，我们就像在听远方的故事，“那是他人的生活”，没多少痛感。而当令人震撼的“垃圾山”图片摆在面前，再装鸵鸟就不是个态度问题，而是良心问题了。

乡村垃圾治理早已刻不容缓。可是严峻形势之下应对行动迟缓，原因无他，掌握话语权的官员、媒体人士及各行业精英，都生活在城市里，正在遭受垃圾“熏陶”的村民，并没有什么舆论话语权。因此，治理农村垃圾的行动速度，远远落后于矛盾加剧的速度。甚至连最基础的农村垃圾怎么管，谁来支付管理成本，都还说不清、道不明。

先看城里人怎么解决“垃圾围城”问题：他们确实支付了一些代价，包括每家每户交垃圾处理费，雇佣专人及时清理、运送；他们动用了强大的行政权力，把城市垃圾的处理场统统建在了乡下；把市民意见很大的污染企业，一步步迁移到城乡接合部的乡村部分；他们随意抛撒编织袋、塑料瓶的陋习，在城里克制得较好，专挑周末乡村游去“过把瘾”……

遗憾的是，全国近60万个行政村，不少仍停留在垃圾自然堆放的“原生态”。村民并没有掏钱处理垃圾的“习惯”；而另一个更顽固“传统”，是想把垃圾丢哪就丢哪，东一个瓶子西一个袋子，都很“自然”，大多不愿改变习惯，付出约束自己的“代价”。

经费、人力、技术、观念，都是需要支付的成本。在过往的日子里，我们“花最小的成本，赚更多的钱”，能视而不见的就先搁置，看不见摸不着的“冤枉钱”能不花就不花。我老家有句话糙理不糙的俚语，屎堵到屁股了，才知道挪个地方——现在看来，已经到了“堵屁股”的时刻了。

“农村垃圾治理”这两年在政府文件中多被提及，说明问题被重视了。如何将重视转化为行动，不是说说就能实现的。面临复杂的乡村垃圾问题，要更多一些统筹与长远意识。加大各方面投入，用几年时间建立一套乡村垃圾收、送、处体系，同时普及农民的环保意识，推动村民参与环境治理。这个成本现在不支付，必将积重难返。

联合国今年世界环境日确定的主题是“为生命呐喊”。真的需要以“为生命呐喊”的劲头，重视正在愈演愈烈的“垃圾围村”。首先得有十足的“痛感”——不只是环境日这一天，记者把触目惊心地照片摆了出来，更在于日常每一天，有能力调动资源的人，能以为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支付成本——今天不想付的成本，将成为明天承受不起的惨痛代价。（毕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