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的人秉持“老好人文化”,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的逆淘汰:做一个“老好人”常常被理解、认可,而坚守原则的人要承受沉重的压力。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马臻,最近被一些媒体贴上了“中国最严导师”的标题——他要求学生必须认真学习与科研,未经许可不允许做与科研无关的兼职；他不定期组织学生读书,对每人研究中出现的问题认真记录；有硕士研究生没有合理安排好时间,未能发表申请学位所需的SCI论文,离校时只拿到毕业证而没有学位证……有学生抱怨科研太辛苦、导师管得太严,这位教授却说“我宁愿成为你们眼前的逆境”,“一个人腿上绑了沙袋能跑步,以后脱去沙袋,就跑得更快”。

现如今,一个导师带几名甚至十几名研究生的情况屡见不鲜,必然会出现导师无暇教导、放松对学生的要求的现象。因此,有人对马臻教授的做法表示不解:何必那么当真?何必得罪人?在一般人眼中,这个一丝不苟的“家长制导师”,确实是一个“另类”。但是,当他带出来的多名研究生获得国家奖学金、优秀毕业生等各种称号的肯定,那些曾抱怨过太辛苦的学生,或许会感谢他。

象牙塔中的这个“另类”,有助于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当下社会无原则的“老好人文化”,究竟好不好?常常听人抱怨,中国社会秩序性太差、原则性不强,到处都有不讲规矩的人和事,很多事情没关系就办不了,有关系则什么都不是事儿。大家都不愿意得罪人,也不习惯处处按原则办事。

这种无原则的“老好人文化”,其实两千年前就被孔子狠狠批驳过。有人问孔子:“乡人皆好之,何如?”孔子说:“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孔子仍然说:“未可也。”他说:“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也就是说,所有人都称赞一个人和所有人都厌恶一个人,这人都是不好的。一个真正的好人应该是有原则的,善良的人爱他,邪恶的人厌恶他。这番话点出了好人和老好人的区别,那就是是否坚持原则。我相信,那些有追求并愿意付出努力的学生会喜欢认真负责的老师,而那些原本就想混个文凭的人才会对严格要求的老师畏惧且愤恨。

我们抱怨社会秩序不佳,但对于如何改变社会秩序,又如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于是,很多事仅仅停留于抱怨。其实,社会秩序并不是虚幻的无物之阵,而是由很多小的系统的秩序构成的,如果一个个小的秩序系统不牢固,人情就会很容易冲破秩序的堤坝、原则的栅栏。导师给学生放水,警察给熟人放水,官员给商人放水,安监部门给企业放水,这里面子抹不开,那里好处舍不得,远处还有七大姑八大姨需要关照,结果必然是法律、规则、秩序等一再被放到“人情”之后。

更诡异的是,太多的人秉持无原则的“老好人文化”,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的逆淘汰:做一个无原则的“老好人”常常很被理解、认可,就连一些“老好人”因腐败栽了跟头都有同情之人；而坚守原则的人,动辄要承受沉重的压力,被另眼看待。就在这几天,复旦另一位副教授,就因为坚持论文不能漠视学生的署名,而被称为“任性的坚持”,也被一些人认为是“不通世故”。

身处现代社会,我们并非必须与人情冷暖绝缘,而是要与扭曲了的滥情绝缘,要将法与情摆到正确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人获益的社会,跟没原则、没底线的“老好人文化”,原本就是水火不容的。我们不能把理性、原则视为一种服务于自己欲望的工具,而应该将其视为信仰、内心深处的基石与头顶上的道德律令。

做好人,不等于做无原则的“老好人”；讲规则,有底线,同时有人情,才是最有魅力的人。各行各业,都面临重建刚性原则意识的问题,但处处降低门槛、降低底线,眼前的舒服很可能会成为明天的不舒服,到头来害人害己。所以,一所大学里出现一个“宁愿成为学生眼前逆境”的老师,我们实在应该珍视,也应该反思——在无原则、无秩序的社会生活中,自己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毕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