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该说是我们国家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韩晓武委员说，我国古代就有“自首制度”，后来又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都涉及到认罪认罚从宽的问题。被告人认罪认罚可以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在目前人案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能够有效地实现程序分流，优化配置司法资源。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周光权认为，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能够定罪的案件都是证据很充分，被告人本人也承认的情形，这样有助于实现刑罚正义，也有助于被告人回归社会。

“从长远来说，应当修改相应的法律，健全具体的运行程序，完善证据制度、辩护制度、量刑规则、监督制度等，做好配套性保障。”韩晓武说。

认罪认罚从宽，但不应是“无边”的从宽。为此，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要对政策的边界予以明确。

“应该对从宽的尺度、底线有规定。自由裁量权过大，有可能出现‘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甚至出现腐败的问题。”方新委员提出，要进一步明确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刘德培委员也表示，如果“从宽”政策不把握好度，有可能出现犯罪嫌疑人避重就轻，得不到有效惩戒，甚至出现“二进宫”和“多进宫”的现象。

全国人大代表张苹英就此建议，对于从快从宽处理的案件要建立有效登记和追踪机制，一方面对犯罪嫌疑人产生震慑力，同时也对办案人员起到强化责任的作用。

李连宁委员则建议，开展试点工作，要注意避免办案体系从重证据转到重口供的导向上去，“当事人认罪了，也认罚了，办案人员就不再尽心尽力去查办案件、收集证据，可能导致办案的惰性。”

常委会组成人员同时表示，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还有助于转变传统的刑法观念，从更深层次上推进我国的法制化进程。

“单纯实施严苛的刑罚，从长期来看并不一定能够达到控制及预防犯罪的效果；相反，从人道主义出发，根据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的程度适用刑罚，反而可以更好地获得矫正犯罪、控制犯罪、预防犯罪的效果。”韩晓武提出，应通过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来逐步转变传统的“重刑主义”和“刑罚报应观”。（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