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群体更多地是被动的漂泊，他们是老漂一族

我们所在的社会，总能找到某个独特的词语去定义某些群体。比如说“空巢老人”、“留守儿童”······这些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词汇，恰恰说明正是某些群体的“牺牲”才成就着今天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尤其是进入新时期，城市的发展机遇和生活环境更是吸引了大批年轻人进城。当我们所熟知的“北漂”不再稀奇的时候，另一个漂泊的群体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相比于年轻人对工作机遇和生活环境的追逐，这个群体更多是被动的漂泊，他们是老漂一族。简单来说“老漂族”就是那些为照顾第三代而远离家乡、来到陌生大城市的老人。离开多年的生活场景，告别乡音乡情，为了子女的生活，人到暮年，不得不开启一段陌生的体验。漂在城市，或许这种体验里有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但更多的却是不为人知的孤独。

其实关于老人的话题，我们的社会从来都不缺乏思考，因为这终将是我们每个人所面对的生活。无论是官员、学者还是媒体，对于这个话题都会给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这些具有普适性的看法和建议从宏观层面来说，对于整个社会的养老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但这恰恰又忽略了个体的差异性，从最根本的个人或者家庭角度来谈论这个话题，或许更贴近现实生活。

关于老漂族，笔者在深圳的时候，曾有幸听过几位老人讲述他们进城后的尴尬生活。大体看来，这些进城后的生活基本上是在围着后辈转。漂泊异乡，很多老人为打发空闲时间而发愁，亲情也难以抵挡住城市的陌生。

告别故乡，多少老朋友已阴阳两隔

笔者在深圳打工期间，门卫大爷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他和老伴都是武汉一家钢铁企业的退休职工，每个月的养老金在当地生活不成问题。但是因为儿子儿媳在深圳打工，小孙子也出生在深圳，所以老两口跟着儿子儿媳来到深圳照顾孙子。因为儿子儿媳收入并不高，他们的退休工资又不足以支撑在深圳的生活，为了减轻儿子的经济压力，大爷就找了这份门卫工作，让老伴专门带孩子。门卫的活虽不累，但是三班倒，有时候要值夜班。每次进出工厂，都有机会和大爷聊上几句。看得出来，虽然普通话不流利，大爷还是希望能有个人陪他聊天，所以他总会主动找话题，比如说60年代大炼钢的事，比如说小时候没饭吃和小伙伴一起进山找吃的，说起他们后来一起参加工作，一起退休······突然，大爷说可惜他不在了，我俩从穿开裆裤时就一起玩，末了，却没能见上他最后一面·····其实，当漂泊成为一种生活状态，不可避免的我们会错失掉很多极为珍贵的回忆。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传统的家庭结构和道德规范在新一代身上表现出某些变化，以前常说“父母在，不远游”，而现在，“空巢老人”、“老漂一族”，亲情与乡愁不断冲突。很多老人，为了子女放弃了自己的生活，虽然安土重迁，但是强烈的家庭观念还是让他们说服自己，告别身边熟悉的人，进城去照顾子孙，哪怕很多人这一告别，就今生再也没有机会见到。

老漂一族其实有着强烈的乡恋，落叶归根是朴素的情怀。老哥们老姐妹的日常是老年生活的润滑剂。离开他们，虽然生活缺少了往昔的丰富多彩，但是我们的老人不管有多么困难，都愿意为儿女活着。牺牲自己的晚年生活，漂在陌生的环境里，为了减轻后辈的压力，让后辈有更好的生活，在本该“颐养天年”的年纪不仅承担起照顾第三代的责任，甚至重新投入到新的工作环境中去。笔者曾在深圳的一些建筑工地见到过很多上了年纪的建筑工人，他们还在用仅剩的体力为孩子减轻压力。

告别故乡，漂在城市的“哑巴”

我们常说农村是熟人社会，乡音乡田，乡情乡景。地域的相对狭小和公共事务的相对简单，加上家族群居的影响，在农村，老人是有话语权的。有些大事还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但是进入城市，开放的地域空间和狭小的交流空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快节奏的生活，虚拟空间更大。而在城市这座虚拟的网络空间里，漂泊老人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不会上网，不会便捷地使用网络反映生活，甚至在真实的生活中也不敢轻易给出意见。在这个碎片化的社会，对过去生活习惯的依赖让他们有种无所适从感。当草根家庭被卷入虚拟生活中，或许老人的生活就难有以前的“平静”了。

李大娘是笔者朋友的二姑，跟着儿子进城。儿子儿媳要上班，孙子上学去后，她就觉得自己是“哑巴”。在农村的时候还能和老姐妹聊聊天，跳跳广场舞，可如今，在城市里又不会上网，偶尔因为孙子的话题还能找到“朋友圈”，但是方言交流又成了最大的障碍。虽然城市提供了很多公共平台，但是语言不通，不敢说话，生活依旧充满了孤独感。其实进不进城都是孤独的，漂在城市，离开了原有的小公共区域和人际关系，是孤独的；留在农村，子女不在身边的生活环境照样是孤独的。

李大娘说少年夫妻老来伴，我们那一代人不会说爱情，不会玩浪漫。但是我们那一代人，生活在一起，早已超越了爱，成为习惯。所以她特别担心在老家的李大爷的生活。对于老漂一族来说，离乡是种沉重的感情寄托。并且农村相对自由的生活，相对宽松的生活环境，都是老漂一族所向往的。

告别故乡，家成为最后的感情依托

其实，老人们都很挂念后辈的城市生活。总会有种莫名的担心，“儿行千里母担忧”，这种源于爱的担忧，让父母甘愿放弃自我，放弃自我意识和自我选择去追求所谓的天伦“幸福”。

“不怕老了还操心就怕老了操不动心”，或许是老人们共同的心态吧！工业化的推进带来了产业分工，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代际分工。多少家庭是在“隔代”带孩子。子女的权力义务关系早已超越代际，亲情为大这是我们的文化价值所倡导的，在法治和道德之间我们总是追求道德的价值而无法找出法治和道德所共同的价值追求。有些漂在城市的老人甚至会遭到子女的道德审判。

这是笔者听到的一个故事。主人公是湖南的一位老人，被儿子接到深圳照顾孙子。因为孙子淘气，加上老人的身体本来不太好，老人多次想回家，但儿媳都不让，说什么你自己的孙子都不带，怎么和你亲？有时候孙子哭闹，儿媳回来后也会责怪他。其实权利义务关系根本就到不了隔代。后来，老人病倒了。因为异地报销的困难，老人选择了回湖南老家，不幸的是，病情恶化。后来听说，其实老人很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急着回家只不过是觉得，比起医院，家更符合人生最后的感情依托。千百年来，传统道德所倡导的爱都在重复，一代接一代，只不过，爱，永远往下走！

有数据显示，截止2014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两亿，占总人口的15.5%。而在近日召开的京津冀养老论坛上，全国老龄办政策研究部副主任李志宏披露，失能老人预计到2020年会有4200万，除了老有所医、老有所养外，更需要老有所为。这里的“为”可以是为“小家”也可以是为“大家“。无论是独居在农村，还是漂泊在城市，都应该得到优质的公共服务，完善的基础服务设施，配套的软环境，相伴的亲情，或许这样，漂泊也就不再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