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楼林立的台北信义区,台北101大厦直耸入云。仅数百步之遥,有一处眷村如老人般静静地伫立于繁华商圈之中。她的名字叫做四四南村,是台北地区兴建的第一处眷村。

走进这方寸之地,一段历史篇章徐徐展开。1948年11月底,青岛联勤第四十四兵工厂的员工及家眷渡海抵达基隆港,随后迁往台北市日据时代的日军陆军库房联勤第四十四兵工厂暂作停留。因其住所位于四四兵工厂之南,故取名为四四南村,当地居民多以“南村”称呼。

眷村是指1949年至1960年台湾当局为自大陆迁至台湾的国民党军人及其眷属兴建的房舍。在许多台湾人脑海中,眷村通常是这样的景象:低矮的屋宇、狭小的空间,户与户比邻而居,栋与栋之间仅隔着窄窄的街巷。早期的四四南村亦是如此,许多眷舍异常简陋,从前门到后门仅数步之遥,客厅既是餐厅又是卧室还兼厨房和浴室,没有专门的厕所,厨房和水龙头也是公用的。

随着时光流逝、子女繁衍,生活的现实与艰辛让兼职副业成为家家户户的无奈选择。父亲们晚上下班后,或到热闹的三张犁蹬三轮车,或推着手工小摊到村外卖点心;母亲们则做些刺绣、家庭代工,或是到将官家里洗衣服,赚取微薄外快。当初盖房子因常用竹篱笆与外界隔开,因此“竹篱笆”就成了眷村的代名词。可谁知道,竹篱笆圈起来的简陋世界,圈着几许少不更事孩童们的欢笑,又圈着多少背井离乡老一代的愁思。

小小的眷村,犹如缩小的中国。眷村人来自大江南北,口音南腔北调,各省独具特色的风俗交汇于此,各地漂洋过海的美食五花八门。北方的大蒜、馒头,南方的白饭、辣椒,生活虽然贫寒,邻居们却感情无间。杨伯的水饺远近闻名,卤的一锅卤味,香味瞬间就挤满了窄窄的巷子,老饕食客们寻香而来,放学归家的孩子叫声“杨伯好”,或撒个娇,杨伯就赏个水饺吃;刘妈家里人多,月末总是拮据,最容易喂饱一大家人的就是面食了。可天天一样的口味,时间一长,孩子们也会嘟囔。刘妈就常和南村的各省妈妈们交换食谱,尤其来自北方的方妈更是手工面高手。搭配着“吃面会长高”这句话,加上“你看山东人都长好高”一起食用,孩子们倒也乐在其中。

四四南村和其他眷村一样,如封闭空间般,暂时性地将小群体与大社会隔离。眷村是人为的、临时的社群。住在眷村里的人,没能及时与外界社会产生共鸣,更别说紧密、自在地融合。彼时,台湾当局鼓吹返回大陆的决心:“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说“心安理得”也好,道“忍辱负重”也罢,他们自身清楚“这只是一个暂时的住所”,于是将物质匮乏、生活艰难安慰成“乱世中的权宜之计”,而给予他们精神寄托与希望的则是“反攻大陆”的幻梦。他们总想着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返回故乡,但时光荏苒,直到青丝成白发、少年成耄耋,他们的梦也没有实现,几十年再也没能回到海峡对岸的老家。

眷村也就成了台湾乡愁最多的地方。在许多眷村老人心中,台湾不能算叶落归根、寄寓心灵之所在,仅仅是遮风避雨、暂托身躯的他乡。

时代不停发展,老旧眷村不可避免地面临消逝的命运。上世纪90年代,台湾当局推出“眷村改建计划”,各地眷村逐渐消失于城市的高楼大厦中。四四南村作为台湾眷村的代表和一代人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在原有住户迁出后,以信义公民会馆暨文化公园的风貌延续了生命,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低吟浅唱着一支婉转忧伤的歌谣。(吴储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