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乃至全世界, 瑞典都可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两百多年没有战争,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被卷入,有组织完善而又十分强大的工会组织,有早在20世纪初就进入了议会的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该党自1932年以来,大部分时间一直主宰着瑞典的政治舞台,并在2014年大选中,再次因选民聚焦“福利”而执掌政府。可以说,北欧模式的代表——“瑞典模式”中最闻名于世的“高税收、高福利”制度就是社民党一手缔造的。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经济持续增长,劳资关系和谐,瑞典社会福利呈现完善的良好态势,形成了世界著名的“瑞典模式”。但这一切随着社民党1976年大选失利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劳资双方的平衡被打破,社会福利也被削减,“瑞典模式”的核心根基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就被动摇。

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世界经济衰退和国际格局变化,社民党执政期间迫于经济危机压力,取消了全民附加养老金,对工人和中下阶层最有益的养老福利模式被空心化。此外,工会的权力也大幅被削弱,很多公共部门为了减负大量裁员。“瑞典模式”中劳资合作和工会谈判的分量也大打折扣。

一系列经济问题挑战和福利改革压力导致社民党在2006年大选败北。近10年来,瑞典人在享受税负降低的同时,不得不面对福利水平大打折扣的局面。

第一,居民收入差别不断拉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显示,1985年至2010年间,瑞典居民收入差别增加了约30%。第二,公共初级教育水平陡然下降。私营成分过多介入公共教育领域,直接导致教育水平大幅下滑。第三,养老不断出现问题。养老部门在2011年也出现了私有化所导致的“丑闻”。第四,劳动力市场变化导致就业难。

因此,瑞典民众开始担忧市场化政策使“瑞典模式”的精华——高福利系统产生实质变化,并在2014年大选中,对社民党寄予厚望,希望其组建新政府后,让“瑞典模式”克服重重困难延续下去。

但近几年不断大量涌入的难民,使瑞典这个人口不足千万的“慷慨国家”面临福利改革的挑战。瑞典移民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来瑞典申请避难的人数高达16.3万人,2016年申请避难的人数可达14万,瑞典为难民提供的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社会福利资源告急。瑞典政府继2015年年底宣布收紧难民接收政策后,随后又决定未来几年内遣返8万名难民。瑞典2016年政府预算中用于解决难民问题的财政数额将高达504亿瑞典克朗(约合60亿美元),这令本来就急需改革和调整的高福利制度更加压力重重。

“瑞典模式”下,人们在平和、安宁的环境中安居乐业。但目前,移民的高犯罪率也成为瑞典社会问题和热点话题之一。据当地媒体报道,自2015年10月至今,瑞典警方共接到牵涉难民的报案超过5000起,其中约1200起涉及斗殴、施暴和恐吓。与此同时,2015年瑞典全国共发生针对难民的袭击事件322起。

斯德哥尔摩大学犯罪学教授萨尔耐克说:“犯罪率和移民的文化无关,但和他们在瑞典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比如他们是否能拥有维持稳定生活的资源。”

有瑞典专家认为,瑞典高福利发展导致了大政府和庞大的公共服务部门,过于慷慨的福利已经对人们的工作动机和社会道德规范造成了侵蚀。

瑞典这种经济高度国际化的小国已无法独善其身,受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影响很大,“瑞典模式”也必然受到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影响,社民党再次执政后如何在现今更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再造“瑞典模式”的辉煌,还将拭目以待。(付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