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网北京1月13日电(记者修菁) “我统计了下,今天上午有21位委员发言,还有11位没有发言,每位委员的发言我都认真记了。”

人民政协网记者 贾宁 摄

1月13日上午,北京市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医卫界小组讨论现场,几次闹钟滴滴响提示下,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林克庆按亮了眼前的话筒。

本来因为还有公务安排,计划只参加半程小组讨论的他,听完了当天上午医卫界小组讨论的全程。

此时,墙上的时钟已指向11点40,尽管小组召集人几次提示,“下一位委员发言后,我们今天上午的小组讨论就结束。”但现场仍有好几位委员在举手。

张林琦委员绕过了小半圈会场,抢到了话筒,引来一直在举手的胡澜、杨月欣委员的一丝着急:“下一个应该是我”、“我早就举手预定了”……

作为小组召集人之一,眼见着组员们如此争先恐后要表达的欲望,王杉委员只能出了一记相对不得罪人又公平的招儿:“大家都想发言,那就得简短点、简明扼要,发言时间不能超过三分钟,我来负责掐表。”于是就有了政协会小组讨论会现场,出现如辩论赛般的场面,陈述时间到的提示音接连响起。

“三甲医院不能办成批发市场,而要走高端化的路子,重点治疗的是疑难、危重病症,要达到三甲医院的定位转型,就要有成熟的分级诊疗体系做支撑。”贾继东委员对分级诊疗的思考,先打开了当天委员们讨论的话匣子。

“儿科如果不能实现分级转诊,专科儿童医院和大医院的儿科医生最后都得累死。”邹丽萍委员发言开头似有些情绪化,但是她下面讲的一个例子又让现场的委员不住的感同身受般的点着头,包括林克庆副市长也身体前倾,思考着邹丽萍委员的发言内容。

“我的一个学生前几天在出诊中倒下了,动脉夹层破裂,现在还躺在宣武医院昏迷着,搞得我现在都很担心自己的身体。我有一次去一个市级综合医院的儿科,晚上八点半了,大夫才看到下午4点的号,半天都不敢离开诊疗室喘口气,因为作为医生,你不敢离开,这个职业,让你责任重大。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儿科大多数患者都是感冒发烧拉肚子等常见疾病,如果能在社区医院分流一部分患者,三级医院的医生压力也会减少点,而真正危重的病人也可以及时得到救治。”

基于这样的一线观察,邹丽萍委员建议,就目前羁绊分级诊疗有效推行的两大桎梏——让百姓信任基层社区医院、让社区医院的医生有底气、有信心去看病,建议采取功德簿的制度,“比如我可以利用周末时间去社区医院坐诊服务,积累记录这些服务时间,以后老了,也相应可以得到一些社会服务。这样社区医院也会有一些外力、外脑的支持,在门诊大厅公布出来,百姓看到就知道,哦,我得了这样的病,有这么多专家在支持。同时社区医院的全科大夫也会有成就感,遇到了疑难不敢看的病,有专家的指导,他敢看了、或者是获得了学习,要么干全科医生久了,有些人会感觉很没成就感,会流失,因为他只会看最基础的病,看不了的病,就转诊,他也得不到医术上的提高。”

“我想提的是保障医生合法权益,尤其是人身安全的问题。我们做过一个全国性的医学院学生大调查,调查发现好多学医的孩子现在都对从事这个行业产生疑虑,因为现在从事医疗行业,已成为高危行业。希望政府通过地方性法规,保证医者的正当权益,别让医疗行业后继乏人。”张林琦委员从高校医学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提出医学工作者传承的忧思。

“我们能不能形成一个界别提案,推动北京制定出台地方性医疗条例,不仅有利于保障一生的权益,也有利于患者的权益,从而更好地理顺医患关系。”王杉委员接着接过了讨论话题的接力棒。

“大家是政府的外脑,我们特别看重大家或很有针对性和实操性的建议,甚至或有些尖锐很辣有些还是政府工作盲区的问题。但是大家不能对自己所从事的行业疑虑,要做改革的先行者,遇到问题在改革中找路径。我希望在座的委员们,不管是来自大医院,还是基层医院,不管是公办医院,还是私营企业,大家都回去努力想办法,随时给我提医改的建议。”

作为听过21位委员一个上午发言的回应,林克庆副市长的这番话赢得了掌声,也成为一场抢着话筒谈医改建言小组会的结束曲。

遇到问题,不怕、不躲,而是带着探究、探索的精神,在实践中、调查研究中找到路径,笃定前行,从这点来说,政协委员的履职和政府工作是共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