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中，去产能排在第一位。而在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卢中原看来，去产能面临两大挑战。

“首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满足合理需求，因此不能脱离需求和反映其变化的市场价格信号。而根据去年调研的情况，我们发现去产能与实际产能需求之间存在传导信号失灵的情况。如果忽略了实际需求，就会导致市场价格高企，也不可避免会出现高耗能、高排放企业白天关停、晚上开足马力生产的情况。因此我认为，去产能不能单纯去产量，还是要看其是否符合转型中产能的排放标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两者需要结合。反观当下，在去产能的问题上，一些部门和地方是否还在用一些老办法？这个问题值得警惕。当前，要保证去产能政策的可持续性、防止过剩产能的产量反弹，就要防止一些措施与调结构发生矛盾。同时，去产能过程中，要更多地与市场价格信号、需求变动结合起来，用能耗标准和排放标准这种公益性规制来解决去产能问题，而不是一味讲总量指标。”卢中原这样表示。

“其次，要降低企业退出成本，这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重要环节。”在卢中原看来，去产能涉及很多国有企业，而制度性交易成本不仅涉及审批成本，还要考虑事中事后的监管成本和服务成本的问题：“制度性成本中还有退出成本，而现在对此的关注度和政策力度都不够。一说退出成本，很多人会想到‘僵尸企业’的话题，展开来说，‘僵尸企业’涉及的退出成本包括时间、债务、人员、厂办大集体等如何消化的问题，这方面还需要更给力的政策。去年国务院提出着重抓国企的‘三供一业’问题，即国企将家属区水、电、暖和物业管理职能从国企剥离，转由社会专业单位实施管理的一项政策性和专业性较强、涉及面广、操作异常复杂的一项管理工作。但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在东北地区负担较重的老国企，‘三供一业’的转接问题并不顺畅，政策力度不足，这直接影响到了‘僵尸企业’的处理和国企改革的攻坚。对此，建议政策促进力度大一些，可以尝试用新的办法去产能，比如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鼓励外地效益比较好、机制比较活的企业，或者非国有绝对控股的企业参与改革、处理‘僵尸企业’和‘三供一业’的转接，以及参与去产能的后续工作。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政策力度不够，外面的企业就进不来，而让东北老工业地区自己来做这个事也很有难度。企业反映，拖的时间越久，退出成本就会越高。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出台更为鲜明的政策，帮助去产能和国企改革攻坚。”卢中原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