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近日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为防范冤假错案，要做到有罪则判，无罪放人，对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案件，按照疑罪从无原则，依法作出无罪判决，严格落实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要求。

佘祥林、赵作海、张氏叔侄、念斌、呼格吉勒图、聂树斌……沉冤得以昭雪时，有人终于重见天日，收获了国家赔偿，而有人却早已因此而失去了年轻的生命。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那只是在和最糟的结果作对比，对于蒙冤的当事人来说，一旦冤案发生，无论结局如何，悲剧都已酿就。

尽可能减少冤假错案的出现，靠的是司法体系的良性运转——能够在不断纠错与制衡中避免一错到底。是否能做到疑罪从无，决定了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的倾向性，也决定着被告人的命运。哪些证据可以采信，证人是否必须出庭，如果本着疑罪从无的理念审判，必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在最大限度保证当事人权益的同时，也会促使真相尽早浮出水面。相反，则制衡作用失效，极易酿成冤假错案。

疑罪从无不仅只是一种价值理念，更是审判时必须坚守的原则底线。体现在司法中，就是一个个严苛细节的坚持：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有罪；量刑证据存疑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实现办案模式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的根本转变。既然实践表明，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是导致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那么在审判环节让自证有罪的口供无效，并主动排除那些无法证明收集方式合法的证据，自然会在很大程度上确保程序正义，也让屈打成招丧失了生存土壤。

“疑”的成本看似很低，但在现实中却并非如此。数据也显示，中国自诉案件的无罪率较高，而公诉案件的无罪率却畸低。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在出现既不能排除被告人无罪，又不能充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情况下，将嫌疑人无罪释放确实并非易事。一方面，要面对被害方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另一方面，退回补充侦查和“无罪释放”往往又被视作法院对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工作的否定，更可能引发赔偿、质疑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然而，相比于不放过一个无法证明有罪的“坏人”，确保不冤枉一个无辜的人显然更加重要，这也是疑罪从无的现实逻辑。更重要的是，如果无法实现“以审判为中心”，公检法之间的相互制约也就成为一句空话，更何谈让每个人坚信法律可以还自己以清白？

疑罪从无原则的落实，离不开系统性的司法体制改革。首先，需要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机制。设想一下，如果类似批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都是加分指标，甚至直接关系到法官的收入与升迁，那么有罪判决就会成为一种不自觉地惯性。相反，如果更多地参考无罪判决率，让绩效考核同审判原则方向一致，自然会鼓励法官更积极地去发现疑点。其次，错案追究机制应当更加完善。为了及时纠错而不是掩盖错误，不仅要对故意违法和具有重大过失的责任人进行严惩，也要对一般过失的免责边界予以明晰，尽量降低冤案纠正的成本，让冤案可以及时得雪，而不必总是依赖“真凶现身”或“被害人复活”这类极其偶然的因素。

完全杜绝错案也许很难做到，但从体制机制上不为冤案的发生创造条件，却是可以也必须做到的。作为防范冤假错案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在审判时唯有真正贯彻落实疑罪从无原则，才能避免悲剧的二次发生，并让法治真正成为每个人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