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似乎标志着美国以色列关系在奥巴马政府之后的全面“解冻”，以及两国“蜜月”关系的到来，尤其是当特朗普模棱两可的表达出不再支持建立一个独立巴勒斯坦国的“两国方案”之后，似乎标志着以色列外交中的“美国红利”再次到来。

其实对于以色列来说，美国因素是其外交中的重中之重，影响甚至决定着以色列同其他国家关系的发展。从历史上来说，以色列和美国关系的交好，尤其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好坏，极大的影响以色列的外交甚至国际地位。比如在美国总统克林顿当政时期，以色列领导人拉宾和巴拉克，也就成为了中东地区乃至世界地区的政治明星；而在布什当政时期，以色列总理沙龙和奥尔默特也成为了其他国家竞相礼遇的对象。当时的以色列外交官，被不少国家视为通往美国核心决策层的“钥匙”，因此在其他国家往往成为了当事国竞相拉拢的人物。这一方面是由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私交甚好，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美国国内亲以色列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在美国国会和政界的巨大影响力，使得美国不得不考虑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已经听取来自于以色列官员的游说。因此，当特朗普是上台，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大秀亲密关系之后，以色列也似乎重新要拥有在外交上的“美国红利”，似乎以色列外交官在世界范围内也将因为“美国背景”，而重新获得各个当事国的最高礼遇。

但是实际情况是，无论是克林顿时期，还是布什时期，美国与自己重要盟国，尤其是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往往交好，至少并不太差。而当特朗普由于美国-墨西哥边界隔离墙问题而发生矛盾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冒冒失失”的发表言论，将墨西哥比拟为巴勒斯坦，却引发了墨西哥和以色列关系的紧张，尽管随后以色列总统里夫林出面道歉，但是以色列外交的失分已经形成。

随后特朗普和澳大利亚领导人之间发生的“挂电话”事件，即特朗普提前挂断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电话，也使得以色列和特朗普之间过于亲近，可能成为了以色列外交上的一个“劣势”。本月21号，内塔尼亚胡将会访问澳大利亚，而在当前，根据民调显示，不少澳大利亚人并不看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而这大多是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因为不少澳大利亚人认为，在特朗普政府之下，澳大利亚最好与美国“保持距离”。

尽管有了特朗普在巴以问题上看似偏袒以色列的表态，但是这个表态似乎“口惠而实不至”。比如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尼基·哈雷在特朗普会见内塔尼亚胡的第二天，就公开表示，美国仍然支持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的“两国方案”。而在以色列内部，担任国防部长、来自于以色列右翼阵营的利伯曼，在不久前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也表示，以色列仍然坚持“两国方案”。可以说，特朗普在巴以问题上对于以色列的支持，其实并不牢靠，也并不现实。

特朗普的“大嘴巴”，在一些关键而敏感议题上的随意表态，使得美国与其他国家纠纷不断。而与此同时，以色列和特朗普之间的亲密关系，却让以色列外交陷入被动。一味的“向美国看齐”，最终只能让以色列自身陷入特朗普引发的纠纷之中。（作者系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