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提出，南开正在努力进行综合改革，但是重大突破并不多。实际上，南开已经从2014年开始，校内新建非管理机构，都不设行政级别。校长龚克说，高校取消行政级别，是一定要落实的。（3月13日央广网）

高校取消行政级别，是一个喊了很多年的老话题了，这甚至也不是龚克第一次提出“去行政化”。在2015年两会期间，面对媒体的采访，他便笑称，自己的职务后面加个“副部级”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这些年来，一些高校也在“去行政化”的路上迈出了步子。客观来说，如何让高校回归本真、重铸大学精神，很多人都认为要让学术远离官场，让教育家办校、让教授治校，彻底清除高校行政化。从龚克最近的言词当中，也能看出，这位南开大学的掌门人，也对“去行政化”有着高度的认同。

有必要提及多年前，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的一番话——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的，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全跟官级连在一起，没级别什么都干不了。如果“官本位”是前提，如果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为导向，那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比较两位校长的言论来看，他们对“去行政化”态度有着明显的不同，当然，也不能就此认为纪宝成是在反对高校的“去行政化”，而是提出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在当下的社会体制下，没有了行政级别的高校将面临何种发展境地？

高校的发展除了良好的软环境之外，还要有相应的硬环境予以保证，也就是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在内的社会资源。而社会资源本身存在着有限性和稀缺性，在当前的体制下，拥有分配资源权力的人或部门，谁没有行政权力和行政级别呢？在缺乏透明和监督的情况下，谁能保证这些资源分配不带有个人倾向性因素呢？资源的分配其实就是体制内各种力量的博弈过程，如果被阻拦在权力之外或者主动退出，谁来为高等教育争取有限的资源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坐拥副部级地位的南开大学，正是在当下高等教育体制下的受益者。

教育的发展决非一个部门或者一个行业能独自解决的，社会体制的进步也决非一个部门或者一个行业就能独立完成的。当然，龚克校长也可以在自己所在的南开大学进行“去行政化”。只是，一所大学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脱离整体社会环境的变革，恐怕是难以走远的。

于此而言，去行政化从来都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尤其是需要祛除权力生态中的“官本位”思想。在去行政化步履艰难的大背景下，依赖一个大学校长的“决心”来实现“去行政化”，未免太过天真了些。所谓的吐槽，恐怕也只能停留于苍白无力的个性化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