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完善公共设施、改善公厕环境，从去年起安徽巢湖市专门成立了厕所整治小组，由市委书记担任“总所长”，城管局中层以上干部分别联系一座公厕。对这些厕长来说，要求每周不定期来对应公厕3趟，只要有脏乱差现象，就要及时跟管理员反馈，以跟进清理。

这种由城管分别联系公厕的管理模式，可以简称为“一厕一长制”。它与传统管理模式的最大不同，是打破了行政科层制设定，用更精简的治理层级来实现治理目标。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公厕治理主体不清晰，治理层级比较复杂，一旦遇到问题就不知找谁来处理。比如，公共厕所的管理权比较复杂，有的归城建委员会，有的归环卫局，还有的是单位管理、委托环卫工清理。还有就是公厕使用具有不确定性，但在清理上却大多采用定时方式，没法像商场厕所一样不间断巡查和清理。当遇到问题时却反馈无门，跟及时向厕长打报告相比，后者显然更直接也更有效。

但人们也难免有疑问，这种有效是不是有时间限度？因为从目前来看，“一厕一长制”并不能作为长效机制来使用。稍往回溯，不难看出此次背景是专项整治，厕所整治小组只是临时协调部门，厕长只是压力传导下的非正式称谓。而且，需注意到它不仅有时间限度，还有区域限制，此次纳入厕长制管理模式下的39所公厕，全部都在城管局管辖之下。据公开报道，整治小组还将投入1800万元对市区内的8座公厕和56座旱厕进行改造，管理权也多划归为城管部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跟环卫部门息息相关的公厕治理，竟然多由城管局的领导干部来认领和联系，可见，这只是属于城管局的自选动作。

虽然如此，也不能否定这类做法所释放出的正向价值，即对于厕所“脏乱差”的正视，并落实了立竿见影的管理措施。简言之，只要在厕所治理上下功夫，都是值得称许的行为。在我国传统文化里，“唯厕是臭”已经根深蒂固，然而现代文明已经证明，厕所也可以做到窗明几净，让人心情愉快。数据统计，每个人每年大约要光顾厕所2500次，人的一生在厕所里待的时间加起来超过3年，而联合国预测卫生设施每增加1美元投入，医疗健康开支就会减少9美元，这都意味着，厕所卫生是一个国家“维持声誉和增加投资信心”的关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提出一个概念叫“厕所革命”，意思是对发展中国家厕所进行的改造。在我国，“厕所革命”正如火如荼地推行下去，所面临的两个最大问题就是质量和数量问题。其中在数量扩建上，也面临责任主体不够明确。比如，去年底出台的《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要求调整男女厕位比例，女性与男性的厕位比例为3∶2，人流量较大地区为2∶1，但标准的出台方是住建部。同样，旅游局、城管部门、环卫部门都有这方面的要求，这种局面就很有可能导致资源分散、效率低下。

“一厕一长制”的特点，在于是“权力下沉”的临时性、精简化动员体系，它作为专项整治的又一次自选动作，和以往大多数动员体系一样，虽然一时可收到奇效，但从长远来看不够稳定，从宏观上又和其它政策不够兼容。归根结底，在于公厕管理上需要一个统一的规划路线，比如有确定的主管部门，相对清晰的权责模式，在公厕规划、公厕修建、公厕清理等各个环节上都能形成体系化，从而推进落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