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正在《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做文学小编。当时要强的我在心里暗暗使劲儿,一定要把中国文化界所有名家的稿子都拿到手。汪曾祺先生是我心中的大神,当然是追逐的大目标。

雏鸡图 汪曾祺/绘

不久,天遂人愿,在一次会议上见到汪先生。看着这么和蔼可亲的一位小老头,当时既年轻又腼腆的我,竟一点儿也没害怕,上去就跟他提出约稿请求。他笑眯眯地听我说完,点点头,然后不紧不慢地说,我刚好有一篇小稿,发在你们那儿也合适,可就是有点得罪人,不知你们敢不敢发?我一听连眉毛都笑了,赶紧说:“您给我们吧,我们一定给您发好……”

那时还没有电脑,当然只有作家的手写稿,用信寄。过了几天,我果然收到汪先生的信稿,题目是《字的灾难》。不长,千五百字,却像拉响了一个炸雷:他在赞美了北京城的几处著名商家牌匾,比如“青藜阁”“同陞和”“懋隆”“功德林”“洞庭春酒家”之后,随即批评了当时北京的大街上,各种商店随便乱挂匾额,胡乱在橱窗玻璃上张贴广告,闹得“北京到处是字,喧嚣哄闹,一塌胡涂”(引自《字的灾难》,下同),把一座“文化城”闹得没了文化。特别少见的是,一向和蔼宽厚的汪先生,还很客气但决绝地点出两位正当红著名书法家的名字——刘炳森和李铎,请他们“应该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除了照顾老板、经理的商业心理(他们的字写成某种样子可能受了买主的怂恿),也照顾一下市民的审美心理。你们有没有意识到,你们的字对北京的市容是有影响的?”

哇,这么有识见而又浸润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好文章,只有汪先生一代老文化人才能写出来!我兴奋得直抖手,一溜烟跑去排字间发排,又闪电一般跑回办公室给汪先生写回信。当时,家庭电话还是远在天边的云彩,BP机也是几年之后才出世的宝贝疙瘩,经典的通讯方式就是写信。我向汪先生报告有四:一是信稿收到了,非常感谢他把这么重要的文章给了我们;二是全文照登,他有勇气写,又是为国家(北京)的文化大事呼吁,我们当全力支持;三是我认为这不是得罪人,而更是爱护人,两位书法家一定会感激他的提醒;四是小样排出后,还要不要给他寄去过目?

也就四五天时间吧,汪先生的回信就来了。让我难以想象的是,这回,他竟然寄来了这幅《雏鸡图》,在旁边附了短札。看得出来,当时他可能刚拿起画笔不久,笔墨还不十分娴熟,构图上也还不十分从容,但我对这种在中国画中加入一些西彩的自由挥洒,还是非常心仪的。沐浴焚香,我把此作小心翼翼地珍存了起来。后来等我有了住房后,立即将它装入镜框,挂于书桌旁。十年之后我又一次搬新家,仍把它悬挂在书房中,直至今日。让我痛悔的是,汪先生的这篇文字手稿,当时我却没多个心眼私存下来,“花自飘零水自流”,今已不知它流落到何处去了……

汪先生回信的落款是5月19日,我收到大约是5月22日,立即将《字的灾难》编入版面,于6月5日4版右上刊出。记得后来汪先生还关切地问过我,刘炳森和李铎二位先生有何反馈吗?——我据实答:“我这方面,没有。”

今天睹画思人,重读汪先生大文,就像愈合的伤口又被重新撕裂,而且感慨越深痛!比之1988年,北京城多了些什么又少了些什么?我们生活中多了些什么又少了些什么?唉,不言自明……

噫,有文化者,不论人抑或城(文化的北京城),远去矣,远去矣,令吾侪一代羞愧难当!

(作者:韩小蕙 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