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代表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的参政员傅斯年在出席国民政府召开的参政会上向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舞弊贪污，全场为之轰动。赢得“傅大炮”的美名。

其实，山东还有一名敢于向国民政府“开炮”的参议员，他就是至今不被人们所熟知的“尹大炮”尹渔村。

揭露贪官污吏

作为一个读书人，尹渔村对贪污腐败恨入骨髓。他充任两届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驻会委员，以参议员的身份搜集贪官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证据材料。他豪爽直率、锋芒毕露、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猛烈抨击腐败官员，不像御用文人那样讲好听的空话，时人也有“尹大炮”之誉。

“尹大炮”最为人乐道的，还是将周自钦和李鹤亭这两个贪官轰下台来，他们曾利用战后接收敌伪产业等各种手段积聚巨额财富。

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山东省收复区党政接收委员会成立。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顾问周自钦，利用负责接收伪财政厅，后又负责宫崎洋行4个日伪资产机构的接收之便，勾结日本人，吞没宫崎洋行全部财产，价值30亿元以上，实为一起内外勾结的贪污大案。李鹤亭是山东省政府兵站处处长，同时握有裕民当、纤维公司等4个日伪产业机构的接收大权。在接收过程中，李也借其手中权势及军人身份有恃无恐，肆意贪占，设立义记商号，并以此为掩护隐匿、盗卖大批接收物资。然而他们的行为同样受到省府多方面的庇护。

这两位掌管了接收日伪产业机构国库钥匙的人，因为有省政府主席做靠山，一般人都敢怒不敢言。但在尹渔村的眼睛里，却容不得半点沙子。

在1946年9月参议会上，尹渔村面对最失人心的“劫收”现象，对民政厅长刘道元质询：“本省接收日伪财产时，贵厅长是否负有责任。接收案内，虎牌的大贪污，蝇牌的小贪污，大大小小充满于省府之下。官吏李鹤亭、周自钦均系省府亲信要员，贪污远达数十万万元之钜。舆论沸腾，妇孺皆知。一年功夫一律置若罔闻，是否有意袒护。据社会普遍的舆论云，贵厅长亦系发接收财最大者之一，是否属实，贵厅长必自知之。”

同时，尹渔村一针见血地直指腐败根源：“现任秘书长前民政厅长刘道元在接收案内须完全负责，他所委派接收人员无人不贪、无案不污。他是四大贪污之一，并周自钦等在法院内曾宣扬此事，因之满城风雨，妇孺皆知。舆论之制裁，将无法逃避。此等贪污官吏，王（耀武）主席不查办他已属不对，何以又用他当秘书长。”

有人说“尹渔村参议员是在向政府开炮”。也有人为他担心，劝他小心行事。但尹渔村不畏权贵，敢言直陈。他以提案人和连署人的身份提出了建议从速成立接收清查委员会，彻底清查，以明真相。并提出了《电请中央究办各省市接收舞弊人员之主管长官以明责任而伸国法案》和《建议中央延长清查团工作期限彻底肃清贪污案》等议案。

尹渔村还建议肃清文化汉奸，以树立民族正气；成立临时特别法庭公开审判汉奸，以正人心、维系民族气节等议案。另外，他还建议山东省政府筹建山东科学馆，以加强民众科学研究；发展济南市小学教育，以便大量收容失学儿童和设短期师资训练班以积极储备各县小学师资等有关民生议案。

尹渔村一介书生，敢挺身而出，揭露周自钦和李鹤亭贪污腐败、损公肥私，在当时政坛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个人历史色彩

如此耿介、自信是尹渔村的一贯风格。无论是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抗日战争时期，都染有个人历史色彩。

尹渔村对辛亥革命以来所建立的“中华民国”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而感到失望。特别是袁世凯阴谋称帝，实行卖国独裁，反动势力大造尊孔复古舆论，“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更是窒息了人们的思想观念。

五四运动前夕，尹渔村毅然加入到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等思想启蒙家的阵营，向封建主义展开了猛烈的进攻。1919年4月，尹渔村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孝友泪》和《山东东平县的佃户》两篇檄文，真实报道了山东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和中国几千年来后母虐待前子所造成的家庭悲剧。揭露了地主对佃户的残酷剥削，旗帜鲜明地反对“三纲”主义，反对旧道德、旧文化、旧礼教，倡导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新时代精神。《山东东平县的佃户》与《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作者傅斯年）的调查报告，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较早关注山东农村社会生活的姊妹篇，是山东进步青年思想的杰出代表作品。

抗日战争初期，韩复榘采取保存实力，不抵抗政策，撤离山东后，尹渔村被任命为肥城县第二十九任县长。他临危受命，不顾年事高龄，为了购买枪支弹药，他毫不犹豫卖掉家中小井子的七亩地，组织了一支有20余人的亲友团，奔赴肥城。在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鲁西地区专员兼特派员郁仁治（江苏海门人，抗日烈士）和范筑先（山东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抗日烈士）领导下，尹渔村联合共产党泰西抗敌自卫团，为阻击日军南下和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941年，汪精卫派秘书王某持亲笔信来济南，想邀尹渔村任南京伪国民政府要职。尹渔村言辞坚定地回答：“请勿再派人来，如非来不可，就请带上一具棺木来见我吧！”表明了誓死不当汉奸的决心。汪精卫恼羞成怒，密令伪山东省长唐仰杜强行将尹渔村押送南京，幸被唐仰杜的世叔侯延爽提前告知，才得以脱险。后潜赴鲁南省政府抗日根据地。

重视发展教育

尹渔村始终重视教育，在他看来，要想改变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就必须通过教育，提高人们的国民素质和知识水平，达到教育救国的目的。清朝废科举，尹渔村率先担任东平州书院高等小学堂代理堂长、东平县劝学所理事长、大力提倡新学。民国元年，他率先在自己家乡东平尚庄办起了第一所乡村小学校，招收附近二三十里的乡村学生120多名。如今，这所具有百年历史的小学校已为国家培养造就了一大批革命人才。

民国初年，尹渔村在任直隶束鹿县知事期间，民国报纸曾这样报道过束鹿的教育发展状况：“束鹿教育，向称发达。民国十二年（1923年），大加整顿后，尤有著显进步。最盛时计有男女师范各一所，学生共八十余人。男高小七所，学生六百余人。女高小一所，学生七十余人。男初小三百余所，女初小三十余所。均有活泼进步之气象。”

抗战胜利后，尹渔村为了彻底根除日伪统治时期奴化教育的影响，保持学校的纯洁和爱国传统，对日伪时期的教员一概摒弃，坚决不予录用。制定了“不敷衍、不作弊”的“二不”校训，把改造社会、铲除社会病根的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使学生“知道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

尹渔村对学生很少长篇大论的训话，更无疾言厉色。他淡泊名利，公私分明，与学生吃住在一起，每月饭费都从薪金中扣除。从来不拿学校信笺写家信或私用，凡学校大事小事都由校董事会决定，自己从不独断专行。他还利用参议会平台积极建议市政府应尽力补助私立学校减少学生负担，以免影响学生求学。

1949年济南解放后，该小学由人民政府正式接管，现已并入北坛小学。

（本文作者系山东省师范大学资料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