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的新书《访落集》，书名典出《诗经·周颂·访落》。《访落》多被认为是周成王朝武王庙时候的颂诗，彼时成王刚刚除丧，在周公的辅弼下也已开始向群臣咨询政事了。因为年纪尚幼，肩膀还嫩，所以语气是谨慎谦逊的，如履薄冰。刘涛借此题目做书名，当然也是表示谦虚，意思是这书里所发的议论，只是思考与论述的一个开始，战战兢兢就教于大方。其实刘涛是近年来颇为活跃的青年文学批评家，其学问用心又远不限于当代，有名的博学，因此他的忧惧敬谨，是过谦了。

细考“访落”的意思，又会发现，看似谦虚的态度里，有堂皇的大气魄，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担当。《访落》又有“继犹判涣”的句子。“犹”也是图谋、计划，“判涣”是盛大的意思——这句话也就是说，要“谋其大者”。所以刘涛的本业固然是文学批评，这本书中的诸篇文字，的确也是谈文学，谈文化，甚至有不少对具体作品的探讨，但刘涛所真正要“访”的，却当然不止文学而已。被问及批评家的职责是什么，刘涛答说是“激浊扬清，褒优贬劣”。但清浊优劣怎么判断？刘涛又说，“批评家应是‘观风’者。风关乎政，‘观风’就是通过风来观政教”“读文学作品，是为了读时代，为了理解时代的消、息、盈、虚，为了知道自己在时代中的位置”。这样理想的批评家，大概也是刘涛的自我期许。“文学评论家不可志为文学评论家”，否则沉湎于细节，很难对时代有整体认识；而且知识结构简单而固化，即便在文学评论的道路上也难走得远。刘涛甚至说，“文本细读”亦不可过甚，否则“无大判断，不识大体，不闻大道，死抠文本”。

这当然并不意味刘涛真的轻视“文本细读”这一文学从业者的基本技艺，《访落集》第二辑全是对作家作品的分析，没有文本细读作为前提，如何可能？只是比较而言，刘涛确实不愿拘泥于文学之细微琐屑，而更关注其与世界、与时代、与人心之呼吸映照。因此，这本文集最精彩的部分正是讨论“思潮”的第一辑。在这一辑中，他比较2000多年前的庄周与百余年前的康有为，用意却在观照当下；他将文学置放在诸如“一带一路”的大时空当中，诊今日之顽疾，开未来之方向；他从具体某一年的文学现象、具体某一代的文学追求出发，引出继往开来的大题目。在这一辑中，刘涛最充分地施展了他宏观思考与概括提炼的能力。对他而言，文学所呈现、所唤起、所激发之物较诸文学本身要重要得多；而以文学为支点，组织和表述文学难以抵达更难以穷尽的话题，当然也比跟在文学身后亦步亦趋要重要得多。刘涛对具体文本的评论也因此自有其特色，那就是建立在高屋建瓴基础上的干脆利落。他谈作家作品，并不多在枝蔓上纠缠，而往往是一剑封喉，那种“十步杀一人”般的速度和自信，令人读来极为快意。化繁为简，举重若轻，当然和刘涛阅读作品的位置与视野有关。

“访落”的“落”，是开始的意思，却并不是凭空开始。孔广森说：“考落之为始，大抵始于终始相嬗之际。” 也就是说，这里的开始，其实是继往开来，是有一个文化脉络，有一个历史资源作为支撑的。这就解释了刘涛何以能够这样有底气：他的大志不是虚浮无根的，而首先是胸中有体系，有标准，因而能有大判断。《访落集》的副标题是“文学史‘通三统’二编”，这说明这本书里的文章，仍遵循着刘涛2013年出版《“通三统”——一种文学史实验》时便已形成的学术思路，要打通晚清、民国和当下的学理逻辑。这三者正构成我们这一古老文明走向现代与走向世界的线索，其中涉及的文化资源至为丰富，却纷乱芜杂地相互纠缠着。而刘涛所谓“通”，我理解最重要的是能够溯流而上，将今天的问题放置到自晚清与民国以降，至现代化转型与发展的当下的世事变迁中考量；尝试去理顺这近200年来，那些相互抵牾又相互补充的种种思潮、学说、文字、事功。这当然是个宏愿，难怪要如履薄冰，但无论成与不成，因这宏愿而成就的广阔格局与思考体系，让刘涛卓异于同侪。

对文学与文化的批评和研究当然有很多门径，刘涛能“继犹判涣”，谋其大者，是他心性与志趣使然；而不愿仅仅将文学作为“观风”之材料的，当然也不妨仍执着于文学幽深细微之美。正因为像刘涛这样着眼于宏大却不至于粗疏的批评家本不多得，他“访予落止”的宣言方显可贵：如今并不缺少将文学做成小道的人，却少有能将文学推回大道的人，既然如此，就从吾辈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