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剧《人民的名义》之所以广受欢迎，不只在于捧红了“GDP耿直守护者”达康书记，刻画了“小官巨贪”赵德汉、“政治野心家”祁同伟、“官场老油条”高育良，还在于它细腻地描摹了当下干部队伍中的众生百态。

剧情中有一个角色为观众所忽视，这就是光明区区长孙连成。孙连成本有机会成为李达康一样的能人，却成了“廉而不勤”的庸官（此处的“廉”也只是相对）。他在重要岗位上“为官不为”、尸位素餐，一番“拖字诀”的功夫好生了得。编剧周梅森以黑色幽默笔法将他的精神归宿落脚到浩渺星空的天文学观测上。最后在达康书记举办的“懒政学习班”上，终于“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在高压反腐态势下出现的“懒政”现象，是值得关注的另一个极端。有“勤”无“廉”，政失之于公，有“廉”无“勤”，政失之于慵。这是现代官僚制的一种自我异化。

官僚制是一种依照职能和职位的高低位阶不同对权威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层级制为组织形式，以专门化的职业为管理主体，以理性设置的制度规范为运作规则的管理模式。当我们对官僚作风、官僚主义充满义愤的时刻，绝不要忘记，这与作为一种制度的官僚制其实是两码事。官僚制不是从天而降、平地而起的，其大范围应用与深层的时代需求相吻合。19世纪，官僚制已在欧洲盛行，到了20世纪，它的发展成了一个自觉的过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效率失灵的问题，进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久远而深刻的影响。

理性官僚制的优点是与政府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捆绑在一起的。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以适应工业社会政府治理为主要目的的理性官僚制自身日趋僵化，显得不合时宜，面临严重信任危机。

其一，繁多而陈旧的规章制度和工作程序越来越多地构成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覆盖和侵蚀。官僚们只愿例行公事地秉持“理性”的教条，而丧失情感的关照，人本的初衷不见踪影。随着价值意识的缺失，官僚个人的责任伦理越发淡漠，没有担当、不敢决断、压制创新、偏好保守、逃避自由，导致整个官僚体制的僵化和异化。

其二，过分强调政府的社会职能，过度紧张并放大了市场失灵的程度，在有意无意地对市场失灵的修补过程中，膨胀性地向整个社会扩张官僚制的控制力。即便以最大的善意去想象官僚制，认为政府为最大多数的最大福利而纠正市场的失灵，提供和生产公共品，也应看到很多公共品也是可以通过企业而非政府直接提供的。由于目的链和价值链过长，需要对一个美好的终极目的逐层分解，但在目的实现过程中，逐一背离最初的目标，转化为官僚制下不同部门的特定目标。于是，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广泛介入就为权力异化造成的腐败现象创造了条件。

其三，打开了理性自负与僭越的“潘多拉魔盒”。现代官僚制以统一的文凭或考试认定的技术资历作为录用人才的重要基础，这是对前现代社会的亲贵原则的有力打击，消除了传统社会具有狭隘特权的特殊群体的优势，并使各种职业向有才能者全面开放，实现了普遍的形式平等。然而，这种对学识和教育水准的单方面强调，也在制造着新的麻烦。被选拔上来的官员容易对其自身的能力、专业知识技术和不对称的信息优势过度自信，诱发知识人内在的理性自负和盲目的改造冲动。

其四，在理性官僚制的机械性、单向度以及形式合理性背后，隐藏着实质不合理性。当人成为机械的官僚机器的一部分，终日忧思于个人的升迁流转，便不再有不忘初心的恢宏视野，不再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和心态，只会陷入丧失判断力、实践力、审美力的困境中，更倾向于放弃理想信念、逃避道德评价与推卸政治责任。没有了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安于“一地鸡毛”的官僚化生活的大小官吏们，是政治冷漠的帮凶。这种政治领域的“摩登时代”，就是异化了的官僚制规则充分展开自身，并向其他领域影响和渗透的过程。这种政治过程的非人格化和去个性化，与早期的工业革命中对工人的“机械化”使用并无本质的区别，足以把每一个锋芒毕露的李达康打磨成庸碌的孙连成。

在现实中，我们很容易观察到缺乏理性精神和法治意识、拍脑袋决策、经验主义、越权办事、任人唯亲等前现代现象，与行政审批的繁琐冗杂、官僚规模的自发膨胀、行政官员的懒政怠政等现代“官僚病”这两种极端并存的局面。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本身，一方面昭示着我们正处于一个快速转型的年代；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必须执两用中——以人民的名义对官员的廉政、勤政同时问责，并坚持把问责制度化、常态化。唯其如此，方能不辜负人民的期望。（作者：曹东勃，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