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雨素红了，就像她当年的同乡余秀华那样蹿红网络，红得让她不知所措。余秀华靠的是诗，她靠的是一篇迅速成为公号爆款文的自述。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她成功地将人们带入到她命运的这本书中，击中这个社会的痛点，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倔强而柔韧的生命对底层“苟且”的记录。现实很沉重，她却以轻松却不造作、幽默却很深刻、温和而有立场的方式写出来了。

她在文中对自己生活的表达，对底层群体生存状态的观察，对城市社会的描述，正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盲区。她的自我表达，打破了主流社会对底层视角的垄断，打破了固化的阶层叙述所形成的盲区，让人们看到了一个自以为熟悉却很陌生的生存世界。你的朋友圈里有一个育儿嫂或其他进城打工者吗？你知道打工者的朋友圈是什么样的吗？你知道走在你身边的那个打工者心里在想着什么吗？前段时间，媒体讨论阶层固化这个话题，其实都忽略了一个视角，就是人们看待社会各阶层已经固化的角度。他们虽然从来没有缺席于舆论场，却多是被表达、被建构、被想象和被消费。他们近十多年来的形象，主要是通过春晚小品、快手直播、博士返乡日记、都市报社会新闻、恶性案件、讨薪热点、扶贫报道、支教者说、三农专家分析、乡村爱情故事、离开乡土的打工文学、农家乐、段子手等等所塑造。

范雨素的自我表达，让人们看到了“范姐”“阿姨”之外这个叫“范雨素”的女人跟自己一样的日常爱恨。

谈到底层人，舆论常用的一个词是“底层沦陷”或“底层互害”。在一些人看来，底层意味着一种失范的状态，贫穷扭曲了人心，物质的匮乏让人变得更加自私，为了求生不择手段，为鸡毛蒜皮大打出手，甚至闹出人命。当底层人遭遇不公时，他们无力向强者寻求报复，只会把拳头挥向更弱的人，互相伤害，弱弱相残。范雨素的自述触动人心之处，很大程度上正在于打破了所谓“底层互害”“底层沦陷”的认知，让人们看到了底层互爱的美好。谁说物质富有了精神就一定会富有呢，谁说贫穷会扭曲人心呢？范雨素这样写道：

我能为母亲做些什么？母亲是一个善良的人。我的母亲，作为这个村子里的强者，金字塔尖上的人，经常出面阻止别人对移民的欺侮。在我成年后，我来到大城市求生，成为社会底层的弱者。作为农村强者的女儿，经常受到城里人的白眼和欺侮。这时，我想：是不是人遇到比自己弱的人就欺负，能取得生理上的快感？或者是基因复制？从那时起，我有了一个念头，我碰到每一个和我一样的弱者，就向他们传递爱和尊严。

活着总要做点什么吧？我是无能的人，我是如此的穷苦，我又能做点什么呢！我在北京的街头，拥抱每一个身体有残疾的流浪者；拥抱每一个精神有问题的病患者。我用拥抱传递母亲的爱，回报母亲的爱。我的大女儿告诉我，她上班的文化公司，每天发一瓶汇源果汁。大女儿没有喝饮料的习惯，每天下班后，她双手捧着饮料，送给公司门口、在垃圾桶里拾废品的流浪奶奶。

从文学角度看，范雨素的文字并没有多少超越以往打工文学的地方，但她的文字里有一种超越用悲情贿赂自己的道德力量。生存的重量并没有扭曲人的灵魂和尊严，世界吻我以痛，我却报之以歌，经历过苦难和贫穷的弱者更知道弱者的无助，更能体贴无力者对爱和尊严的渴求。她继承了母亲的善良，用力所能及的方式去给身边那些比她更贫弱的人一点关怀，她的女儿也继承了她对身边人的善意。虽然她说：我什么都不能改变，我只能给弱者一个笑容，一个拥抱，这是我能做的全部。

那些生活境况不知比范雨素要好多少倍的人，又有几个能做到这样？

从范雨素对自己生活的理解中，我看到了四个字：不卑不亢。没有自卑，也没有用苦难烘托出一种“你们都欠着我”的悲情。平淡地叙述着自己和家人的经历，没有带着那种底层叙述常有的悲愤和怨艾。人们觉得底层人只是在为艰难的生计而挣扎，看不到他们的精神追求。可范雨素说：人活着总要有点事做吧，我挣钱是为了让自己吃饭让孩子吃饭，这是生理欲望。写小说是出于一种精神欲望，是一种希望，就像罗素说的，有事做、有希望、能爱人。写小说就是有事做了，做了一件和吃饭无关的事。如果活着就是为了赚钱才动弹，好像觉得特别累似的。

有事做、有希望、能爱人——苟且之外的诗和远方，这难道不是中产白领的宣言吗？你一定想不到，一个挣扎在温饱边缘的人，她的精神世界里也有着跟你一样的追求。物质的贫困并没有让她们觉得可以理所当然地放逐和泯灭自己的精神，没有让自己失去“希望”和“爱人”的能力，不卑不亢地去做一个有着立体思想的人，而不是单向度的人。(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