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很难见到像“五四”这样的“幸运儿”——时间不长、牺牲很小，但影响却极为深远。事件发生的当月，按理说，尘埃尚未落定，可已经有北大教务长顾孟余、学生领袖罗家伦以及著名政论家张东荪分别在《晨报》《每周评论》与《时事新报》上撰文，命名此“运动”，且表彰其“精神”。而从第二年起，北大学生就开始了关于五四运动的纪念、追怀与阐释。此后将近百年，中国社会不断转型，政治形势跌宕起伏，文人学者乃至立场迥异的政治家，从未停止过对于五四的“言说”——尽管结论千差万别，但各方都承认，这是新旧转折时期重要的里程碑。

新中国成立后，每逢“五四”青年节，《人民日报》等报刊必发表社论或纪念文章，弘扬五四精神，并借此不断地与先贤对话。正是这一次次的对话、碰撞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国的思想格局。社会乃至学界对“五四”有一些批评，对此，我们需要做出回应。不管是表彰还是批评，只要能参与当下的社会变革，就是重要的思想资源。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仍然活在当下，并没有离我们远去。

作为研究对象的“五四”与作为思想资源的“五四”，二者互相关联，但并不完全等同。学术界的求真务实，与大众传媒的借题发挥，各有其合理性。即便讲求贴近现实、与时俱进的后者，也请记得，“五四”是思想的“磨刀石”，而不是蕴藏无数锦囊妙计的百宝箱。你很难即问即答，有求必应。与其就无数现实问题问计于先贤，不如借助持之以恒的对话，获得某种价值立场与思维方式——这才是“五四”之所以常说常新的奥秘所在。

所谓五四运动，不仅仅是1919年5月4日那一天发生在北京的学生游行，它起码包括互为关联的三大部分：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这是“五四”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自以为聪明的今人，很容易根据自己的专长，挑剔前辈的浅薄、天真与浮躁。其实，五四新文化人那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志向，以及兼及文采飞扬、思想深邃、行动果敢的能力，是后世的我们很难企及的。如此三合一，不仅是建功立业的理想境界，也是令人羡慕的生命形态。

将“五四”确定为“青年节”而不是“文艺节”，正是看重其青春勃发、上下求索的刚毅与雄健。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是喜欢仰望天空、神游万仞的；而最终能实现当初梦想的，微乎其微。这里有外在环境的限制，也包括自身能力的调动、调适与发挥。只有思想而无行动，容易显得苍白；反过来，只有行动而无思想，则只能是莽汉。至于表达能力，不仅是人际交流的润滑剂，也是其吸引追随者的不二法门，甚至是功业长留天地间的关键。

这是以“新青年”为主体的运动，当初的大中学生，学问及见识远不及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以及周氏兄弟等，但借此机遇登上历史舞台，日后挥斥方遒，大有成就。因此，不妨暂时搁置师长辈的高屋建瓴，编一册“五四青年”的文集，看看百年前的中国青年是如何苦闷与挣扎、思考与表达的。这对于当下无数拼搏在课堂上以及职场中的年轻人，无疑更具启迪作用。

那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标杆——时势早已变迁，但其生气淋漓的生命形态，依旧引人驰想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