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帅

夏日已至，也到了驴友户外运动与探险的好时节。外出旅行人身安全总归是第一位的，但近来发生的一系列新闻却令人揪心。就在今天，据云南网消息，5月24日，大理三名驴友相约一起登顶苍山，在返程时，三人就是否继续向前攀登时产生分歧。其中，62岁的驴友杨某荣执意要继续向前攀登，然后从另外一条路下山，在和另外两人约定好碰头地点会合后，三人分开。但此后，杨某荣就失去联系，至今失联已6天，目前，搜救工作仍在开展中。

类似的消息频频出现，在今年4月，就有一名福建大学生爬高黎贡山失联，至今未见获救消息。深圳27名师生爬山遇险，其中最小的孩子不到7岁，幸而距离市区不远，最后安然归来。还有不幸的消息是，就在半个月前，西安一大学生和同学爬完华山下山途中，因雨天山路湿滑，不幸跌落山谷遇难。

每次驴友遇险的背后都是其亲友焦灼的担忧，同时还有当地调动大量资源进行营救的努力，甚至是不计成本地大力援救。如2016年7月，19名驴友秦岭穿越时失联求助，根据事后计算，参与本次救援的车辆约为36辆左右，参与救援人员至少超过100人。2016年4月，七名“驴友”前往成都崇州鸡冠山探险，没有按时返家，其家人联系不上遂报警求助。成渝两地警方组织了200余人的救援力量上山搜救，最终7人被找到。

耐人寻味的是，当网络上频频发生类似事件后，不少舆论从起初对驴友安危的关心，转变为对驴友因自己不负责而消耗公共救援资源的指责，甚至出现了“不作死就不会死”“浪费我们纳税人的钱”等更刻薄的批评。

舆论的转向背后自然有其内在的逻辑。不可否认，在驴友失联中，的确有不少人是因为亲涉险境，明知探险的地区危险重重，依然不顾让人警告和劝解，甚至故意进入景区设置的“游客免入”的区域，进而失踪或发生危险，这样的行为的确应当被指责。因为，一个成年人若渴望得到被他人救助的权利，首先就得践行自我保护、不伤及自己和他人的基本义务，而不是“我任性我就有道理”。而救援部门动用公共人力和财力展开大规模搜救，也不是因为在法律上必须去救助，而是秉持人道主义原则去救援。

换言之，于情于法，在动员公共资源救助驴友这个问题上，二者并不冲突。但在具体事件中，应当避免“一刀切”的做法，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分析。比如，有些驴友遇险，是出于不可抗力的原因，若在游客可以自由活动的区域突然遭遇山洪，若在登山时因景区安全设施不到位而遇险，在诸如此类的情况里，将责任推给驴友，显然是不合理的，甚至有时，因旅游监管部门或景区管理者的失职造成了驴友的伤害，还应当向设施部分追责，更不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驴友。在另一种情形下，驴友一意孤行，知险而冒险，将个人追求“巅峰体验”放置在对公共资源的消耗上，则是不可取的。对于这种情况，或可进行追偿。早前，已有景区对搜救进行追偿案例，要求任性驴友承担景区垫付的6.3万元搜救费用。

在法制更健全的发达国家，相比官方动员公共资源加以援救，在不是特大灾难的情况下，民间的救援力量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如成立于1950年的美国救援协会在各州都有救援中心，在业务上救援中心归地方警察局领导。志愿者和民间力量构成了他们的救援主力，遇有求救时，值班员会通知25名左右的志愿者，要求至少有10人到达现场参加救援。当然，作为社保体系的一部分，救援协会和当地政府也有“合作”关系，在工作场地、救援器材和物资等方面，政府也会大力支持。

相形之下，中国在社会救援的制度化构建和社会整体合作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很多时候，我们还依赖“事情发生一起、救援进步一点”的思路。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考虑减少对公共救援资源的消耗，不如更着力提升驴友个人安全意识和社会安全教育，毕竟，自助永远应是先于他助的。（黄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