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阎秋霞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审美价值逐渐被视为文学批评的第一要务,并成为纯文学批评观的核心理念,“文学的主体性”、“文学向内转”等理论是这一观念的表征。在“西学热”影响下形成的“文本中心论”与“人本中心论”则构成了纯文学批评观的思想资源。一些作家、批评家热衷于纯文学批评观,认为它坚守了文学的纯粹性和审美性,显示了去政治化和去市场化的双重姿态,使研究者远离政治又不迎合世俗,保持了思想的自由与独立。但今天看来,这种颇具理想色彩的批评观削弱了文学批评话语介入现实社会的能力,造成了文学批评乃至文学本身与社会的隔膜,导致文学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失衡,带来不少负面影响。

极度张扬文本的形式研究

“文本中心论”认为审美特别是形式美感是文学与生俱来的特性和本质,除此之外的意识形态性、社会历史性等不过是文本派生或附属的特性。这种以文本形式结构为中心的审美观,也称审美本性论、纯审美或形式主义美学观。它以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以及法国结构主义等以文本为中心的批评方法和批评模式为代表。这些批评理论各有侧重且方法不同,但它们均受到分析哲学和索绪尔现代语言学的影响,认为文学作品和作家生平、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等均无必然联系,文学文本一经产生就有其自足性和自律性。文学的目的在文本之内,而非文本之外。因此,文学批评的重点应该放在文本的语言、修辞、文体、结构等形式层面,而不是作者的个性生平、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历史背景等因素。文学的美是独特的形式构造和形式技巧造成的结果,而非人物形象或思想感情表现的结果。

这种批评观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并被一些研究者标榜为文学批评的主要法则。它在某种意义上强调了“文的自觉”的观念,使长久以来被文学批评所忽视的文学形式、美感形式等审美元素得到重视;同时,把文学的语言、叙述、结构等形式层面的东西提到高于一切的位置,并作为文学批评最重要的目标时,我们的文学批评就变得日益狭隘化、机械化。一些追求语言陌生化、叙述多样化、结构技巧化的实验性作品备受推崇,而那些语言质朴、主题明晰、思想性强、人物形象丰满的作品则被认为使用了过时的、落后的文学表现方式。这正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为什么文学批评界过分褒扬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而贬低现实主义作品的重要原因。这种批评观导致文学批评越来越割裂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从而丧失了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和参与意识。

拒绝思想评判和道德评价

另一个塑造纯文学批评观的思想来自于西方的“人本中心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和“主体论”的盛行,文学对于人的观念的理解也悄然发生了变化。文学研究主张把个人从社会结构中脱离出来,获得所谓现代社会意义上的独立与自由。尼采的“超人”哲学、叔本华的唯意志论、萨特的“自由选择”论等以人本主义为基本特征的哲学思想,在那个年代成了时髦理论,也成为张扬“个体性”、“人性”的思想依据。这些思想极度张扬个体的权利和价值,把国家、集体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后,甚至认为个人与国家、个体与社会存在对抗的关系。这种对抗性成为当时文学建构“人的观念”的主导思想,也构成了人们审美体验的哲学基础和思维特征,形成了“人本中心论”的审美向度。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一些批评家推崇的作品往往具有这样一些特点:重视个体生命本身的存在意义,强调原始生命力的迸发,专注于对人的非理性层面的挖掘。在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我们的文学批评过分强调个体的生命存在,消解了个体对于国家、集体的责任,导致对于人的理解和定位出现偏差。

人既是“自然人”,又是“群体中人”。个体对社会、对他者负有责任与义务,只有在对群体的作用中才能彰显个体的存在价值。个体与集体、国家是“部分与整体”的“同构关系”,而非“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关系”。中国传统美学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它以人为中心,将人与自然、审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审美活动不仅是个体的经验,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创造与普及活动,是个体与群体、自由与功利的有机融合。审美的向“善”与向“美”,既是伦理价值的判断,也是审美价值的尺度,是一种“人文审美”。

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审美精神中的“人文审美”逐渐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以西方现代性文化为表征的“人本审美”。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把引导群体向“善”作为艺术的最高境界,而后者把“性”、“情”作为艺术审美的根本特质。于是,我们的文学开始热衷于“躲避崇高”、“消解意义”、“感官体验”等内容,用所谓的美感特征颠覆了理性道德,忽略了审美引人求真向善的功能。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纯文学批评观显示出拒绝思想评判和道德评价的批评立场,导致文学批评逐渐丧失了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其社会评判功能日益软弱无力。

反映文学研究者的思想状况

文学批评不仅是批评家的个人写作,也是社会精神生产活动的实现过程。我们把批评观念放在整个批评活动的环节中来考察,就会发现其生成和发展要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文学批评话语既是社会的一种话语类型,同时也和具体的历史语境相关联。它是具有历史特征的思想观念,表明了某一时代、某一群体的文化意识和文化选择,而批评家对于批评观念的选择又凸显了他们的精神风尚、思想趋向和价值标准。因此,文学批评实践活动本身就反映了一个时代文学研究者的思想状况。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我们过分推崇西方思想文化和文学理论,片面强调理论的追新求异,才造成了“审美至上”的纯文学批评观逐渐盛行。

文学批评可以吸收外来的思想理论资源,但我们应当对拿来的理论有所批判和反思,发现其盲视和洞见。我们把西方思想文化背景下的“文本中心论”和“人本中心论”奉为圭臬,结果固化了批评者的思维,遮蔽了批评者的视野,以致形成根深蒂固的纯文学批评观念。在它的影响下,一些有深刻社会现实意义和思想价值的作品被忽视。如赵树理和柳青的文学作品被颠覆式地“重评”;拥有万千读者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却得不到一些专业批评家的重视,更不用说“十七年文学”被日益贬低的现象了。总之,在研究者所秉持的纯文学批评观影响下,一些关注社会现实和历史政治的文学作品被冠以“审美性不够”、“艺术性差”的评价,甚至被文学史叙述选择性地遗忘。

当下反思纯文学批评观,需要我们跳出所谓“审美至上”的陷阱,在客观理性分析作品艺术形式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作品的思想意蕴和价值内涵,打通文学批评与社会的隔膜,注重作品的道德评价和人文关怀意识,使我们的文学批评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