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法（公开征求意见稿）》日前揭开了面纱，并通过公安部官方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比现行看守所条例，“意见稿”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总则的“立法目的”中。针对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过法定期限这一老大难问题，“意见稿”要求看守所应当向同级人民检察院报告，同时抄送案件主管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向案件主管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被媒体浓墨重彩呈现的还有“意见稿”中的不少进步：如在押人员的称谓由原来的“人犯”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守所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事生产劳动；自愿参加劳动的，应当给予适当的报酬；对患病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及时给予治疗等等。

与27年前颁行的《看守所条例》相比，着眼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诸多改动，恰可视为法治足音的回响。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就区分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犯人；2000年，立法法明确“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这里的“法律”专指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通过的规范性文件；2004年，“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2012年，这一原则又写入了刑事诉讼法。作为行政法规的《看守所条例》与作为国家最高法律规范的宪法和立法法保持一致，和作为国家基本法律之一的刑事诉讼法保持一致，都是法治的内在要求。

《看守所条例》的修正和升格迫在眉睫的另一重要原因还在于，以押代侦、超期羁押等问题屡禁不止，已成司法顽疾。2009年的“躲猫猫事件”发生后，看守所内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受到舆论的强烈关注。为此，公安部曾组织了“看守所监管执法专项检查”，并不断强化领导责任追究制和各种内部监督机制，也收到了一些效果。学界则多认同在“侦押分离”的基础上，来完善看守所管理体制。一个在法律界和公共舆论场上得到较多认同的方案是：将看守所和其他羁押场所一样，划归司法行政机关管辖，以实现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

但显然，以公安部主导起草并公开征求意见的“意见稿”，并没有采纳“侦押分离”方案。一些外部监督和权力制约措施，也有待进一步夯实。如，对超期羁押，看守所应当向同级人民检察院报告。然后呢？看守所已经发现了超期羁押，为何不先纠正，还向检察院报告？有何动力来确保看守所会将自己的“丑闻”向检察院报告？又如，“意见稿”明确对超期羁押问题，人民检察院应当向案件主管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还是那个问题，然后呢？案件主管机关收到了纠正违法通知书，就是不纠正，又怎么办？这些都有待立法机关在公开征求意见之后予以重视并修正。

当然，“意见稿”并不是“看守所法”的终点。从“条例”升格为“法”，不仅是法律位阶的抬升，更重要的是，立法应代表多数人意见。它最被期待的，还是要在凝聚社会多数共识的高度超越部门利益，纠偏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