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集中的观点认为,银行不支持实体经济。”在闫冰竹看来,之所以有人有这种感觉,源于两件事:第一,银行也是企业,也得盈利,特别是上市银行每年要拿出净利润的30%用来给股东分红;第二,地方上很需要银行支持企业,但这种支持需要良好的环境。

即便有经营压力,有现实环境的担忧,银行在服务实体经济上依旧肩负重任。那么,如何来破题?闫冰竹建议,深化金融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扩大金融有效供给,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构建多元化、市场化的金融体系。

同样来自银行业,听完闫冰竹的发言后,杨凯生委员紧接着围绕国企展开发言。

“现在强调管理国有企业要以管资本为主。这是十分正确的方针。但管资本应该不仅仅是要求实现资本的回报,强调维护资本的安全,防止国有资本的流失。以管资本为主来管理国有企业还应该包括国企的出资人、国企的监管者有责任保持所拥有、所管理的企业的资本充足。但国有企业自上世纪80年代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以来,一是没有建立起健全的资本补充制度;二是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本金注入,企业经营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只能主要依靠从银行贷款来解决,致使企业尤其是国企的资产负债率不断攀升。”杨凯生说。

“企业的负债率下不来,不仅使得企业的财务成本降不下来,企业的经营基础也难以牢靠。而一旦市场有所波动,企业就会陷入财务困境,并且严重影响银行信贷资金的质量,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杨凯生说。

那么,从管资本的角度说,国企杠杆率究竟该如何去?

杨凯生出了三招。首先,各级国企监管部门对所管理的国有独资企业、控股企业要分行业、分类型、分规模确定明确的资产负债率指标。其次,要通过改革解决国企资本金注入的来源问题,把国企去杠杆作为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以此来倒逼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再次,财政支出预算的编制思路还需要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