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马云的‘无人超市’！”几天前的一则消息迅速地在中国的几亿“剁手党”中滚动着、膨胀着、发酵着。“没错，一场‘消灭收银员、消灭导购员、消灭服务员’的革命，浩浩荡荡开始了！”标题党们的噱头给眼下一场关于实体经济的争论之火又浇了一桶油。

“实体经济这是怎么了？”如今，很多如笔者这样的外行，也开始关心起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来了。因为，它的好坏，决定着我们能否随时买到称心如意的商品，更决定着我们口袋里是否有足够的票子支持这一冲动。从这一点上说，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其中，因此，在下也就“匹夫有责”了。

什么叫实体经济？尽管很多人都对这个题目口若悬河地发表见解，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能够为人们普遍认可的边界。比如，眼下风生水起的互联网经济到底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争论的双方就大打口水仗。

产能过剩，成本居高，税费太重，利润太低，而指望其能够“拉兄弟一把”的金融偏又“脱实向虚”。在各种场合，包括全国政协常委会这样的场合，一些企业家都大倒苦水。

尽管来自不同统计口径的数字不那么一致，但是，眼下实体经济正面临着一个“坎儿”，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表现为“三大失衡”，即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

有人把实体经济之困归咎于虚拟经济的跑马圈地、挤压排斥，归咎于金融资本的嫌贫爱富、见死不救。

也不尽然。笔者日前曾拜访一位企业家，做服装兼做茶叶，也是浙江人，马云的老乡。惊涛骇浪中，他正在喝茶。“是有些问题，但没那么严重，做企业本来就不容易。”他认为，实体经济中高端的东西还是有市场的，好的东西还是好的，不仅没受影响，还有提升。

“网店的火爆加剧了企业间的价格战，逼得企业生产一些低质量的产品。但这种现象是暂时的，顾客早晚还得从互联网再回实体店。”

他的这一分析琢磨下很有些道理。我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并不太长的历史梳理一下，就能够得出一些理性认识。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面临的是短缺经济。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空调……那时节，产品只要能生产出来，就有人抢。用时下的话说就是，“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行业门槛低，没有也不需要自主核心技术，反正国际国内市场庞大，“萝卜快了不洗泥”。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企业不过40多万家。而到2016年底，全国已经实有各类市场主体超过8700万户，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5万户。

企业多了，自然有竞争；产品多了，顾客自然会挑剔。如果这一过程在平稳中发生，中国企业会在市场法则的优胜劣汰中实现自然的转型升级。“天有不测风云”，199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从大洋彼岸袭来，打乱了我们转型升级的脚步。潮水退去，裸泳的人开始一个个暴露在沙滩上。4万亿的救市措施虽然推迟了这一进程，但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转型升级，这是中国经济必须要完成的“凤凰涅蓜”，是必须承受之痛，躲是躲不过去的。

正因为如此，十八大以来，中央审时度势，在国际国内经济大潮中不为所动，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思路和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只要冷静地思考一下，就能够感受到中央强调保持战略定力的理性和英明。

君不见，在很多人抱怨国内需求不旺的时候，国内游客反而到国外去“疯狂扫货”吗？据联合国的统计显示，早在2012年，中国海外旅游消费总额就达1020亿美元，超过美、德，成为世界第一大国际旅游消费国。说明什么？说明不是中国人的需求的问题，而是我们的产品质量的问题、产品种类的问题。这不就是供给侧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么？

其实，同样的情形上个世纪80、90年代也发生过，只不过那时“扫货”却是在国内——大多数国人也去不起国外，就在国内托关系、走后门买东芝、索尼、夏普的彩电、冰箱、空调。时过境迁，如今你还看见有人从日本往回买这些东西吗？现在去日本买什么？买马桶盖。

因此说，眼下实体经济的困难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而相当一部分是低端、过剩、技术含量低、环境污染重、缺乏议价能力的问题。如果我们再用老思路老办法从需求侧找出路，再放水，过量的投资就会产生大量的需求，再次制造大量的过剩产能——水泥、钢铁、玻璃……结果是落后的产能又得以苟延残喘，继续裸泳。

所以，根本的解救之道还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做文章，特别是，要把“三去一降一补”当作一个有机整体，重点是“一补”。“补”，不仅要补脱贫攻坚、基础设施的短板，还要补创新能力不强、科技进步不快、有效供给不足的短板。至于那些低端的、过剩的、高耗能的、污染环境的实体经济企业，本来就是在“去”的行列。

从短缺经济到买方经济转型，从需求侧发力到供给侧改革过渡，这个过程的确很难，但是我们别无选择。风口浪尖上，倘是鹰，当然可以扶摇直上，逍遥一游；而猪，要是清醒一点的话，就应该在被风卷起来的当口，赶紧找个安全一点的地方平稳着陆，然后脚踏实地地做自己该做的事。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陶醉云间，否则，风一停，总是要掉下来的，拖得越久摔得就会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