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健身族看来，莲花山公园只是深圳的众多去处之一。而对于操心儿女终身大事的父母们来说，这里是个独一无二的场所。随着儿女们渐渐“奔三”、“奔四”却又无暇社交，为了替其寻到一个合适的对象，焦急的家长们纷纷代儿“上阵”、替女“出征”，构成了婚介角的一道风景线。他们不少人也认为替孩子相亲其实不合适，而且怕显得孩子自己没本事找对象，再者，“这里的家长条条框框要求太多”，让机会显得很渺茫。（7月17日《南方都市报》）

为子女代劳相亲俨然具有中国特色，既便在文化渊源极深的东南亚，也没有时下国内家长们此般急切。尽管婚姻大事非同儿戏，受到各方因素的限制太多，依然无以阻挡中国父母们的狂热。更何况，当“中国式丈母娘”已成为高门槛的代名词之下，连自己都明知“如此做不合适”的家长们，依然奔走在相亲的道路上，并呈现出苦行僧式的极致化，“没有办法”的解释实为中国式责任错位的延续。

在可怜天下父母心的理由之下，包办责任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孩子从出生之日起，父母就为其规划了一切，比如理想的方向、志愿的选择、职业的取向等，连孩子穿什么衣服、理什么样的发型，都会打上父母深深的烙印。孩子成了父母生命的延续，父母期望通过孩子看到另一个自己，或者是理想化的自我升级——包括自己无法实现的理想，都应当由孩子去完成。不过这样也存在很大的风险，失去了独立性、自主性的孩子，往往缺乏健全的人格和独立的精神，他们对父母要么高度依赖，要么极为反感。

如果说，在职业、志趣、人生规划上，父母或许还有足够的操控空间，自己也有足够的支配权利，但在婚姻上介入过深，依然延续着传统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此举则显得不合时宜，恰如专家所言是一种“病态的表现”。一则，在崇尚权利自由与个性独立的当下，父母介入孩子的婚姻无疑于开历史的倒车；二则，此举存在极大的风险，也无视了爱情婚姻关系中的自我决定因素。没有当事人的参与和体验，中国父母式的包办只会带来失败的结局。

选择结婚与否，都属于个人绝对的自由。不愿接受婚姻的束缚，或者基于对自由新的理解，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大龄群体”，但此并不意味着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家庭无以承受之重。正如对生育的选择上，喜欢孩子并有能力承担者可以多生育一些，不太喜欢孩子而自认为能力有限者，则可少生甚至不生育。每个人出发点并不一样，看待问题的角度也有差异，无法也不能做到“千人一面”。

子女大龄化而迟迟不愿走进婚姻的围城，或者给父母留下一男半女，既有外部因素，也有自身原因，不过归根结底还是自身原因所致。诸如时间太少、圈子太窄等客观理由，其实很难站住脚。根本原因在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个体对婚姻与家庭已然有了新的认识，在选择上除了好与坏，还有是与否的多元化。孩子们迟迟不愿结婚并不可怕，然父母们依然延续着传统的思维，企图用自己的权威或责任来替代，最终只会徒劳无功。孩子已不再是过去的孩子，父母却依然还是过去的父母，彼此之间则会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婚姻大事 “越俎代庖”是责任错位的延续，情与理，法与理之间都无以放行。

任何现象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多元价值标准下，单一化的传统方式无法得到延续，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阻力。父母过度介入孩子的婚姻，于家庭来说并非好事，对整个社会来说亦非利好。此表明在社会改革的过程中，受传统力量的干扰太多。孩子们已然走出了传统的束缚，享受着属于自己的权利自由，不过父母们却在自设的范围无以自拔，并成为新生事物滋生的强大阻力。更重要的是，在所谓的责任与道义的掩盖下，行为的合理性往往会被掩盖，并获得道义上的同情。如同“暴走团”之所以泛滥成灾，亦是同情代替规则、客观掩盖主观的所形成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