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接触包虫病是1987年，江苏一所大学医院里送来一个标本，医生在给一位患者手术时偶然发现其肝部有虫卵，我一看就判断应该是包虫病。一打听，这位患者曾去西部旅游被感染了。

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研究包虫病，直到2006年。那一年我去甘肃兰州开会，我问当地有关部门——你们包虫病的防控经费是多少？他们说是零。还听他们介绍了一位包虫病患者接受手术后，不仅丧失了劳动力，而且倾家荡产，术后没有钱买更好的设备，就用汽车轮胎做了一个引流袋挂在身上，让我感到震惊。

2008年10月，我到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挂职，看到很多农牧民因为患了包虫病而痛苦不堪，我深切感受到了包虫病的危害之大。当地领导建议我做一些研究，于是我从2009年开始研究包虫病。当时主要想研究犬的疫苗，2010年我还就此提交了一个研究项目，但因为重视程度和投入的精力不够，进展并不理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和兽医合作不够。犬是包虫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染源，离开兽医去研究包虫病的防控工作难有成效。因为兽医对于动物源头防控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的工作做好了，人医的包虫病防控工作才能有成效。

近年来我国包虫病防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要看到任务的艰巨性，特别是藏区的防控压力还比较大。要想再有大的进步，必须重视“人畜并防，重在源头”，并且要加强人医和兽医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