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在7月17日下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强调,要清理并减少各类检查和罚款,建立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制度,严禁越权收费、超标准收费、自设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杜绝中介机构利用政府影响违规收费,行业协会不得强制企业入会或违规收费。

再次在高级别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清理涉企收费问题,足以看出中央对降低企业负担、规范市场秩序、改善发展环境的重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涉企收费问题,仍然比较严重,仍然是制约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众所周知,涉企收费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出现涉企收费现象。由于当时的重点主要放在如何防止企业违反财经纪律方面,因此,对涉企收费问题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直到九十年代,涉企收费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了,而且,还出现了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等方面的问题,涉企收费的问题也就慢慢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重视。治理“三乱”(实质应该是“四乱”),就是解决涉企收费问题迈出的重要一步。

由于收费项目太多,“三乱”现象也十分严重,在很多地方,预算外资金规模已经超过了预算内资金。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场以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为抓手的治理涉企收费行动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且一治就是二十多年。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围绕简政放权,对涉企收费进行了更大力度的治理,大量违规收费项目被取消,有政策依据和法规依据的收费,能取消的也取消了不少,还有相当一部分收费项目被降低了标准。但是,由于涉企收费的范围太广、规模太大、拉的时间过长,特别是政府职能转变没有完全到位,行政管理体制还存在许多需要改革的地方。因此,涉企收费仍然较多,各种违反政策和法律的收费项目、行政职能的转移、红顶收费等仍然随处可见。所以,仍然需要对涉企收费进行大力度的清理,切实把行政权力关进笼子,把与行政权力有关的行为关进笼子,还企业一个“清白”,给企业一个“公道”,让企业能够轻装上阵。

事实也是如此以,在劳动力红利已经消失,有的地方的劳动力红利已经转化成劳动力负担,依靠资源消耗、环境破坏获取发展红利的条件也已经不再具备的情况下,给企业减负,就更是迫在眉睫的任务。要知道,随着全球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国际竞争也日益增强,中国企业能否在国际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中国产品还能不能象过去那样进入国际市场,都需要用新的思维和视角来审视。除企业自身需要提升技术水平、核心竞争力之外,在外部环境的创造方面,也是不可或缺的,是必须具备的条件。毫无疑问,涉企收费是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更重要的,涉企收费过多,特别是不规范的收费行为过多,不仅加重了企业负担,降低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更破坏了市场秩序、影响了市场环境,使企业难以在同一平台上竞争。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受自身条件的影响,更容易成为各种收费的受害者,直接影响的市场竞争力。

毫无疑问,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就涉企收费提出要求,且是在高规格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预示着解决涉企收费问题,已不是一般的经济问题,而是与经济稳定、社会稳定、市场秩序完善、发展环境改善密切相关的问题。各级政府和有关方面决不能再懈怠,不能再有一站二看三通过的想法,而应当有只争朝夕的精神。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已经抓了三十多年了,这项工作也到了应当出成果、见成效的时候了。尤其是行政体制改革工作也在稳步推进,行政审批改革也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应该再出现比较严重的涉企收费问题。

而要从根本上解决涉企收费,重点应当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大行政体制改革力度,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所谓涉企收费,多数与行政权力、行政职能有关,只有职能转变到位、权力能够受到约束,很多收费项目都能够取消,至少不会出现不规范现象。所以,必须加大行政体制改革力度,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步伐,尤其要杜绝行政职能异化和转移的现象发生,避免行政权力和行政职能利益化。

二是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步伐,实行费改税。不管怎么说,费与税都有比较大的区别,收费比收税的随意性强,自由裁量权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指望部门和单位主动约束自己的行为,难度也相当大。不然,也不会有乱收费等问题发生。那么,实行费改税,也就成为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要知道,实行费改税,不只能解决涉企收费问题,也能更好地体现公共财政职能,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并通过公共财政作用的发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三是加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整治各种不规范收费行为。改革需要时间,但涉企收费问题的解决不能等待。所以,在改革没有到位之前,加强对收费行为的约束与规范是必须的。如何加强,自然是监督检查,把问题找出来,再进行纠正,关键是,要防止边纠边犯、屡查屡犯问题的发生。这一点,必须与各级政府与有关部门的责任挂起钩来。

涉企收费,决不能再乱下去,而必须用“快刀斩乱麻”的决心,把涉企收费问题解决好,把发展环境维护好,把企业竞争力保护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