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刚毕业的大学生李文星被人发现死于天津静海区一处偏僻的水坑里。8月6日，李文星被诱骗进入静海传销组织的经过基本查明，5名涉案人员被刑拘。当天，天津市委政法委在静海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开展打击取缔非法传销的专项行动，要求决战20天，彻底清除全市非法传销活动，“打不净，不罢手、不收兵”。（《澎湃新闻》8月7日）

徐玉玉案引发了全社会对于电信诈骗案的关注；李文星案引发了整个社会对于传销现象的痛恨。于是，我们看到了近乎相同的后续进展：相关部门迅速布置，果决出击，对不法群体及非法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打击。

短期来看，打击传销的成果是显著的。8月7日，记者从天津静海区区政府获悉，天津静海区8月6日组织开展打击传销的“凌晨行动”，当天发现传销窝点301处，清理传销人员63名。而在此之前，涉及李文星案的5名涉案人员均已被刑拘。应该说，打击传销的措施及效果是给力的，李文星的家人可以得到些许安慰了。

但是，一个地区打击传销的力度再猛再烈，我们也不得不进行以下拷问：

一是，传销作为一种我们身边经常存在的违法犯罪现象，恐怕并不会因为一个地区的打击而禁绝；

二是，禁绝任何一种违法行为，最根本的仍然在提高法律成本，低法律成本下所谓的严厉打击，只不过是隔靴搔痒。

必须要正视的是，传销经营作为一种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在我国并没有得到最严厉的禁绝。1998年国务院下发《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2005年颁布《禁止传销条例》。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新增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从“禁止通知”到“禁止条例”，再到列入刑法，禁止传销的规格也一步步抬高，但是无论对比西方国家，还是之于现实禁绝需要，都需要进一步在惩处力度上进行加码。

综合来看，传销犯罪成本低有以下两个表现：一是对于传销行为的认定，“30人”的门槛过高，而人数越多界定传销也就越难；二是刑罚只是针对传销团伙的组织和领导者，对大部分参与人员以遣散、教育为主，缺乏法律震慑力。针对于此，立法机关需要根据现实予以调整——提高传销的犯罪成本，并在全国范围内保持常态化的严厉打击，势在必行。

运动式打击、刮风式打击，只会在局部和短期对传销形成影响，但面对并没有消减之势且社会危害极大的传销经营行为，唯有先从提高法律成本开始，才可能慢慢根除。而在此之外，面对就业难、一夜暴富的利益诱惑和造假频频、漏洞百出的招聘信息，广大求职者还是应该提高戒备意识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