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戴进、沈周、董其昌、李流芳、蓝瑛以及和西湖山水有着密切关联的陈洪绶，清期的领袖王原祁、董邦达以及道光、咸丰年间颇具影响力的戴熙，这些画家对西湖山水图均有各自的创作体验，极具典型意义。而其中对于“西湖十景”的描绘在南宋曾经出现过一次热潮，之后沉寂了很长时期，直至明代蓝瑛，这个题材才又有所恢复，并在接下来的康熙、乾隆朝重新达到兴盛。“西湖十景”图的多产，与康熙尤其是乾隆皇帝钟情西湖山水，多次南巡下杭州有着很大关系。

出于不同的使用需要，众多画家参与了大量的西湖图绘制：有为皇帝巡杭时提供图画查考的；也有巡游纪实西湖诗意的作品；还有不少是南巡回京之后，因追忆西湖旧作而命补作的……曾经奉敕描绘过西湖图的文人画家，参与人数众多，流存的“西湖美景”画作，远远超过其它朝代，可谓盛极一时。然而在这些为了满足各种帝王需要，奉诏应制而作的西湖图中，文人画所追求的自由抒发、不为物象所拘的特性却受到了相当的束缚，文人画的独特内涵开始被抽离，画家个人活泼的因素不断丧失，虽然画面呈现的是典型的文人画图式，笔墨依然精到醇厚，然而却逐渐沦为表面的形式与符号。本文以“西湖十景图”为切入点，以此探讨在应制图示的笼罩下，由于程式化的陈陈相因，画家们大都只在空洞的图式与笔墨技艺之中寻求满足，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在绘画中表达自己面对西湖山水时的那一份真实感受，其实这已然成为“西湖图”的衰败之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