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随着北京推进疏解非首都功能，一大批违章建筑被依法拆除。有意思的是，许多违章建筑直到被推倒时，周边居民才知道，“原来，这房子当年是违章搭建的”。不少违章建筑存在了10多年甚至数十年，几乎与周边建筑和居民生活融为了一体。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违法行为都没有被纠正，为什么曾经的城市管理对私搭乱建的怪现状长期“见怪不怪”？

“见怪不怪”，不仅表现在对待违章建筑上。在不少地方，许多已经明令禁止的违法违规现象，却堂而皇之地出现。比如，规定火车站外交通拥堵的大街上出租车不能“趴活”，但总有出租车在那里招揽生意；各大医院想了不少招打击“号贩子”，却总有号贩子旁若无人地在医院门前询问“要号吗”；城市里养狗有严格规定，但总能见到没有拴链子的大型犬在小区里横冲直撞……

“见怪不怪”的背后是城市管理执法的缺失。对违法行为的姑息纵容，短期内看，影响的是具体的一人一事，长期来看，降低的是城市的品位，损害的是社会的风气，破坏的是法治的权威。前不久，曾曝出这样的怪事：小偷在前面偷东西，市民在后面围成一圈当看客，竟没人吱声，更没人制止。追根溯源，这就是“法之不能行”所导致的公众对正义的麻木。北京整治“开墙打洞”，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对过去城市管理执法不严的“补课”。

应该说，我们在城市管理中，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解决了“无法可依”的问题。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是“执法不严”的问题。有的制度规定得很严格，但执法却宽松软，有很大的弹性，可执行可不执行。长此以往，不仅制度虚设，而且为权力寻租留下了巨大空间。一些人想的不是怎么遵章守纪，而是违法乱纪后如何找人“疏通”；一些人怀着侥幸心理，觉得法不责众，也就“见怪不怪”了。

“法律的权威在于法之必行”，而不在于违法后处罚有多严。以违章建筑为例，且不说罚款、拘留，如果私搭乱建后都会无一例外地被拆除，肯定没人再去违法搭建，也没人会去“疏通关系”，以寻求“通融”。但如果有一例违法建筑存在，就会带来严重的“破窗效应”，使越来越多的人心怀侥幸地模仿。

在法治社会，诸如此类的“见怪不怪”就是对法治的漠视，对规则的践踏。不论是城市管理者还是社会公众，都应敢于对违法违规的行为说“不”，绝不姑息违法建设、开墙打洞等城市乱象。只有这样，城市管理才能“像绣花一样精细”，社会风气才能“崇德向善”“和谐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