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枢纽,地处马六甲海峡,位于东南亚地区的中心地带,故又有“东方直布罗陀”之称。19世纪的新加坡社会是建立在私会党所结集的社群体系上的,当时的华人社会按方言群主要分为五大社群:讲闽南语的福建社群、讲潮州话的潮州社群、讲广府方言的广府社群、讲海南话的海南社群和讲客家话的客家社群。福建社群以讲闽南语的漳州、泉州和永春籍移民为代表,是新加坡华人社会建设和发展的主力。

近代新加坡的发展和兴起,与福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当时福建社群的主要领导成员,大都是从马六甲移居新加坡的漳州和泉州籍商人。福建社群人数众多,财力雄踞各社群之上,凭借着这两项优势,得以长期领导新加坡华人社会,并在以恒山亭、天福宫为中心的侨团机构领导下,在文教、市政建设、医疗卫生等领域卓有建树,为早期新加坡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恒山亭:祭祀死者以整合生者

薛佛记,字文舟,是新加坡福建社群的开山鼻祖,1793年生于马六甲,祖籍漳州漳浦。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薛佛记从马六甲到新加坡经商,当时大量华人涌入新加坡,福建籍人口激增,为满足旅新乡侨的丧葬祭奠所需,1828年,薛佛记带头捐款,在石叻路兴建恒山亭,作为新加坡漳、泉籍人士的坟地,后来逐渐成为旅新华人集合和议事的场所,是当时福建社群的总机构,实际上也是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

恒山亭正厅中央的神龛供奉福德正神,俗称大伯公,左边是城隍爷公,右侧供奉注生娘娘。亭内正殿上有薛佛记1828年题的“福弥春秌”横匾。营建恒山亭共花费宋银5336.2元,薛佛记捐764.2元,加之为人慷慨好义,深得侨民爱戴,被推为恒山亭第一大董事。

薛佛记对新加坡华人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通过“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把荒冢的管理组织规模化、制度化。他扩建恒山亭,成立恒山亭管理委员会,制定管理条规,开启了华族庙宇管理的先河。

1836年,薛佛记召集管委会及一些炉主、老板、漳泉籍商人,订立了《恒山亭重议规约五条》,规定“漳泉邑人之船舶,需捐资若干,始允下葬于恒山亭”;凡在新加坡的漳泉人士和来新加坡的漳泉籍船主、商人必须遵守规约,否则不能在祠庙里祈神庇佑,本人和伙计身故后不许葬在坟山等。

恒山亭的日常运作与管理由值年炉主和恒山亭和尚具体负责。值年炉主在每年清明时通过掷“告茭”产生,负责当年清明节、中元节和中秋节举行的祭祀活动,具体任务包括准备祭品、筵请头家、维持坟山秩序等。此外,还需负责日常葬务,凡系漳泉人身故者,须先在值年炉主处开单证明方可入葬。在值年炉主之下, 设有恒山亭和尚一人,协助值年炉主处理日常事务。

1846年11月30日,恒山亭旧冢已不敷用,于是重开新冢,地名柑子园,扩大管理范围,连同旧冢,构成福建坟山。

恒山亭是新加坡华人社会互助互济的典范,同时也是新加坡华人精神文化的本源。恒山亭既是福建社群总机构,也是以薛佛记、陈送等为首的恒山亭领导人作为闽帮领袖权威性的重要体现。由少数侨领发起、富商参与而惠及整个社群的恒山亭坟山,在移民社会早期无疑具有凝聚福建社群、形成新的“福建人”认同的作用,通过恒山亭对“死者”的祭祀,实现了对“生者”的整合。当1840年天福宫建立后,恒山亭仍然以其基本的营葬和祭祀的功能继续为社群服务,是福建社群组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天福宫:妈祖信仰助力闽帮

1839年福建社群开始在漳泉籍移民聚居的直落亚逸街建设新的庙宇天福宫,历时3年落成。福建社群总机构的会所也由恒山亭迁到了天福宫。

天福宫规模宏大,宫殿巍峨壮观,建庙用的花岗石柱、木祭台等建筑材料都是从福建运来的,就连庙里供奉的妈祖神像也是1840年从祖国请来的,当时还举行过一次热烈的迎神赛会,花费6000多元。天福宫是一座具有闽南建筑风格的宫庙,奉祀的主神为福建民间信仰中的海神——“天上圣母”妈祖,因此天福宫又称妈祖宫。

妈祖信仰本来只是地方性信仰,随着福建人的航海活动进而发展成为东南沿海地区共同的海神信仰,海船上逐渐地普遍供奉妈祖神像,以祈求航行平安顺利。妈祖信仰是新加坡华人的共同信仰,南来北归的华人因所乘帆船就停泊在天福宫前不远处,所以都会到宫内祭拜,南来者感谢妈祖保佑,北归者祈求海不扬波。

天福宫是典型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宫庙。宫的正殿供奉妈祖神像,东殿堂祭祀关圣帝君,西殿堂则祭祀保生大帝,后殿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和观音大士的神像,其对面是孔子的坐像,此外还有开漳圣王、城隍爷等。天福宫正殿高挂光绪皇帝1907年赐的九龙匾,上书“波靖南溟”。在“波靖南溟”匾额之下则是当时的天福宫大董事陈笃生立的“泽被功敷”匾额,此外还有清政府派驻新加坡的领事左秉隆奉献的“显彻幽明”匾。

由于福建社群的实力最强,加上共同的妈祖信仰崇拜,所以天福宫作为新加坡华人社会宗教活动中心的地位从未发生动摇,这也是福建社群领袖成为事实上的新加坡华人社会领袖的重要基础。“1873年(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议员里德指出,当时在新加坡至少有三位华侨商人起着甲必丹的作用,他们是陈笃生、陈金声和陈金钟”,而这三人均曾为福建会馆领袖,他们在作为闽帮帮主的同时,还为稳定当地的统治秩序效力。

1860年,为应对日益增多的世俗事务,天福宫在宫内设立依托于天福宫组织的福建会馆,会馆领袖直接由天福宫董事、理事兼任。福建会馆的产生并没有改变福建社群以天福宫为中心的领导格局,直到20世纪初,福建社群领导人在社会上的公开身份仍然是天福宫董事、协理,社群决议也是以天福宫的名义发布。天福宫继续担负着福建社群最高领导机构的社会功能。

福建社群:华人社会的主力

19世纪以来,新加坡的福建社群在恒山亭和天福宫为中心的机构领导下,为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医疗卫生方面,19世纪初的新加坡各种疾病泛滥,福建社群领袖陈笃生捐资在珍珠山上建立陈笃生贫民医院。陈笃生1850年去世后,其子陈金钟及陈笃生遗孀李淑娘继续其未竟事业。1852年,陈金钟捐献3000元,为医院添置设备和建造新的病房。李淑娘于1867年出资建造了妇女病房。其他的闽帮人士也相继为医院捐款捐地。1890年,福建社群的颜永成、邱笃信、李清渊等人捐巨款,资助由广府社群倡建的同济医院。

在文教事业方面,1849年福建社群的领袖人物陈金声在天福宫左殿兴建崇文阁,作为华侨青年学习中文的场所,开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先声,获得各方言社群的一致支持。1854年,陈金声又与12名福建籍富商捐资在厦门街购地创办萃英书院。1875年,章芳琳在吉宁街章苑生坊二号倡办章苑生学校,教授英文,凡华侨贫苦子弟,不论长幼,均得入学,完全免费。1893年,颜永成创立了英华义学,希望采用中英文双语教学,两者并重,但因为殖民地政府有意发展英文教育,计划未能成功,最后发展成为纯粹的英文学校。1889年,陈金钟等在保赤宫内创设毓兰书室。1899年,林文庆等人创立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招收华人女孩,教授华文、英文、数学、缝纫刺绣、家政等课。

在市政建设方面,1850年陈金声捐资建造横跨新加坡河的大桥,铺设大世界游艺场前面的大路,后分别被命名为金声桥、金声路。陈金声对新加坡社会的最大贡献是改善居民供水问题。1857年,他捐款13000元,敦促当局兴建自来水库,由麦里芝引水至新加坡市区。为纪念他的功绩,当局在伊丽莎白女皇道上建造了一座陈金声纪念喷泉。喷水池的底部用英文刻写:“此喷水池为市政当局所建,以纪念陈金声先生献款捐助新加坡自来水工程。”

另一福建社群领袖章芳琳于1876年捐资3000元修建登文埔芳琳公园,作为市民游玩休憩之所,又于1882年出资修建芳林巴刹(集市),供商贩依序设立摊位,便利顾客选购物品。他还开辟渔场,建造渔艇,发展渔业生产,并捐资修筑马路。1886年,又自组苑生消防队,保护附近居民房屋安全。至今,新加坡尚有章芳琳街、章苑生坊、芳琳码头、芳琳公园等史迹。

(第一作者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