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警出售公民信息获利7万被判刑

利用职务便利获取车辆、驾驶员信息，并通过微信出售；银行、电信、快递等成信息泄露主源头

新京报讯 (记者王梦遥)利用在公安机关内部担任协勤人员的便利，王旭光伙同两名同事获取车辆档案、驾驶员等个人信息，并通过微信出售，不到一年间三人违法获利约7万元。昨日，该案在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法院一审公开审理，王旭光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2个月，并处罚金7万元。

三人分工“谁值班谁负责”

1975年出生的王旭光为河北人，原为河北某县交警大队协勤人员，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于2016年5月19日被河北警方刑拘，6月24日被沈阳市大东区检察院批捕。

庭审现场，王旭光供述称，同事马某是微机管理员，魏某为普通协勤。实施犯罪过程中，三人分工“一般是谁值班谁负责，档案信息等通过微信发送”。买方通过微信转账或红包到专门微信号，“过十天半月，把钱转到我个人微信，然后转到我的银行卡。”

其中，一条车辆档案信息收费5元，交通违章信息10元，犯罪记录信息也是10元。据王旭光介绍，对于违法所得三人原则上平分，但因为马某为“创始人”，实际所得会多一些。

认定三人共同犯罪均系主犯

王旭光辩护人认为，在王旭光参与之前，马某、魏某已开始实施犯罪行为，使用王旭光微信和银行卡是因魏某等人微信没有绑定银行卡，分赃时也是魏某等人分配较多，因此王旭光在本案中为从属地位，应按从犯罪量刑。

法庭未采纳此条辩护意见，合议庭认为，三人为共同犯罪，作用相当，均系主犯。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8月至2016年5月，王旭光伙同同一中队的协勤人员魏某、马某(均另案处理)，利用公安综合管理平台查询车辆档案信息、驾驶员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并通过微信联系出售他人，赃款通过微信提现，三人违法所得共计约7万元。

在最后陈述环节，王旭光表示认罪悔罪，并向法庭退回赃款。

■ 对话

被告人王旭光

微信群里的查询信息广告铺天盖地

庭审结束后，记者采访了该案被告人王旭光。对于犯罪事实，王旭光称，自己最初认为只是违纪行为，没有意识到会触犯刑法，并表示服从法院判决，对判决结果没有异议。

新京报：为什么会想到出售车辆档案信息？

王旭光：同事(马某)平时就喜欢车，认识很多倒卖二手车的人，他们需要查车的信息。2015年8月，马某跟我说要做这件事，当时我没答应，说考虑考虑。我也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但自己在工作上心理不平衡，加上家里需要钱，就答应了。

新京报：怎么出售这些信息？

王旭光：马某爱车，有很多微信群，群里有很多二道贩子和终端，二道贩子就是中间环节，终端就是想买车的人，他们想查车辆信息，谁有就跟谁买。群里就有人想查信息，也有人做广告说自己可以查，上面标明了价格。

新京报：大概有多少“下家”？

王旭光：经常找我们的是20多个，也有偶尔找来的终端，提车前会让我们帮忙查。二道贩子会在群里发广告，然后他们再联系我们这些“一手”。

新京报：寻求这些信息和发布信息的人多吗？

王旭光：太多了，微信群里的广告铺天盖地。

新京报：当时有没有意识到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构成犯罪？

王旭光：我1999年参加工作，进入交警大队当临时工，当时社会对这个问题不太重视，我们也没太多了解。做的时候没想到这么严重，觉得是违纪行为，违反了保密条例，认为扯不到犯罪上去。

新京报：有想过买个人信息的人可能有其他意图吗？

王旭光：我认为车辆档案没那么大危害，需要更高权限的个人信息、开房记录、户籍信息我没查，这个肯定有风险。买信息的人有没有其他意图我不确定。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现在的判决结果？

王旭光：事情是我做的，后果我承担。对这个后果没有异议，我服从判决，也感谢合议庭从轻处罚。

■ 释疑

案发地河北为何在沈阳审？

系列案件涉及全国，最高法指定辽宁法院管辖

王旭光的犯罪事实均在河北实施，为何该案由沈阳当地法院审理？

沈阳市中院刑二庭副庭长贾敏飞解释，2015年11月，辽宁省公安机关在侦办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时，发现大量涉及贩卖全国各地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线索，后公安部将涉及辽宁、四川、黑龙江、广东、河北等25个省份涉案人员达100余人的案件指定辽宁地区警方侦查。

2016年5月18日，辽宁等25个省份警方统一开展抓捕行动，铲除多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团伙。经最高人民法院指定，该系列案件所涉63名被告人由辽宁省辖区内人民法院管辖，昨日开庭审理的王旭光案则是该系列案件在辽宁公开审理的首案。

办案人员认为，该系列案件集中一地管辖，更有利案件侦查、审查起诉和审理，保障司法工作及时高效。

无具体被害人如何判案？

定罪量刑依据包括涉案信息数量和涉案金额

记者发现，此案没有具体被害人信息。对此疑惑，主审法官、沈阳市大东区法院刑一庭副庭长朱丽娜介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涉及被害人非常多，但根据现有案件情况和证据无法确定被害人。”

朱丽娜告诉记者，没有被害人信息并不妨碍定罪量刑。今年6月1日，“两高”出台《关于审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刑九和该司法解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定罪量刑的依据除涉案信息数量外，还有涉案金额。

公诉人、沈阳市大东区检察院检察官刘雅峰也表示，目前尚未发现被害人相关信息，“但公民个人信息一旦被泄露，没人知道会经过几手倒卖、最终落入何人手中，这是巨大的安全隐患，一旦形成很难消除，不能保证以后会不会出现危害后果。”

■ 建议

应加强对掌握信息单位的监管

在谈及该案警示时，朱丽娜表示，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利用职务和履职便利的协警人员、银行职员、电信人员、快递公司等成为信息泄露主要源头。行业内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应引起高度重视，一方面要加大对拥有公民大数据的相关单位和企业安全管理、监督力度，加强对存在问题的网络服务商的检查整治，强化员工职业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从源头上堵住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阀门；另一方面也要加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打击力度。

办案人员同时提示，民众要养成保护个人信息的习惯，日常生活中不随意丢弃包含个人信息的单据；避免在社交软件上透漏真实身份信息；不贸然参加网络“调查问卷”等互动活动；公共场合使用无保护或来源不明WIFI时，切勿进行涉及银行密码、验证码等操作；收到短信、即时聊天软件发来的不明链接勿轻易点击；接到相关诈骗电话后提高警惕，以预防个人信息泄露及次生犯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