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Phone创始人苏享茂自杀事件仍在发酵。在全部的真相浮出水面之前，我们对事件本身很难做出判断，但舆论聚焦于苏离世前公开发上网的“遗书”，这不能不引人深思。遗书中，苏指责前妻骗婚，并罗列了部分“证据”。

此事与2016年的王宝强、马蓉离婚案有些相似。当时，王宝强一条短短的微博，迅速积聚起舆论力量，不少网民将马蓉标定为潘金莲之后“中国历史上最歹毒的女人”。

细看此类事件，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悖论：单就事论事，女方似乎非常强势，是“阴谋的策划者”;但在舆论漩涡中，她们却处于绝对弱势的被审判地位，有时甚至百喙莫辩。若“施害者”是男性，围观规模则小得多。

同一时间段，各种“当街打小三”的视频次第出现，总能收到不少点赞。视频中，打人的“正妻”都理直气壮，“小三”通常以手遮面。

这些现象的背后是传统文化的强势回归，恰好与近百年以前“五四”追求个性解放、冲出封建家庭的潮流相反。回归的突出表现就是，家的地位被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二十四孝图越来越多，背诵《弟子规》《三字经》重新成为时髦，一些知名人士经常引用自己未必明白的四书五经。

在社会已经原子化的背景下，家庭地位提高是有合理性的，因为这是几乎唯一能向我们提供保护和安全感的地方。上世纪80年代前，“单位”作为基层社会的共同体可以提供安全感和保护，但今天的单位已被简化为“领工资的地方”。

笔者无意对这种回归做总体性评价，毕竟存在即合理，凡事应一分为二。但是我想说的是，面对传统文化，我们还是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在传统文化中，女性地位其实很低。比如，男孩子出生叫做“弄璋之喜”，女孩子出生叫做“弄瓦之喜”。“璋”是美玉，“瓦”是原始的纺锤。这很明显是歧视性描述。“弄瓦”一开始便把女性固定在“内务”的角色上。 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亚圣孟子等人也说过类似的话。

传统的“七出之罪”(即可以把妻子赶出家门的七条绝对律令)都是女性单方面的义务。比如第三条所谓“淫佚出”就是彻底的单向道德。只要求女性守节、守贞操，否则就“嫁卖”。丈夫则可以纳妾、嫖娼、偷情、给人戴绿帽子，妻子却不能因之提出离婚。类似这些，都是需要扬弃的。如果不引起重视，巴金笔下那个道貌岸然的“孔教会长”很可能借着吃瓜群众的力量，卷土重来。

弘扬传统文化，应建立在“五四”以来我们取得的进步基础上。否则，“五四”以来中国人对个性解放和自由幸福的百年追求，有可能受到冲击。(作者是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