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率先在国内高校将优秀网络文化成果的认定提升到参照学术认定，此举引发强烈反响。

按理说，高校评价体系是标准且多元的，包括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综合职责，而且这一评价体系也历经了近千年的积淀——1088年欧洲“大学之母”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成立、现代大学起源之后，注重教学；1810年德国洪堡创建柏林大学，强调科研；20世纪30年代，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等提出“踩在牛粪上的教授才是最好的教授”，强化了社会服务功能。中国也在致力探索“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立足时代、面向未来”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但发展过程中却面临着一些问题。

比如，何以各校“青椒”为了职称拼命想在核心期刊发论文？何以论文造假形成了灰色产业链，而文化传承创新、知识普及等社会服务职能却黯然失色？

原因之一，无非是单一、固化、唯科研论文马首是瞻的评价指挥棒作祟。因为职称评定、硕博毕业等无不依赖少而精的专业权威与核心期刊（C刊）。尽管学界一直在呼吁：“C刊不等于学术评判，更不能与职称评定画等号。”然而，正如傅道彬等多位学者指出的，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人文研究渐渐表现出“学术凸显，理论淡出”的倾向，缺少了问题意识和思想深度，陷入技术式的细碎枝蔓的流弊。

不少核心期刊的文章，洋洋洒洒动辄万字，多为寻章摘句、史论总结、文献综述，脱离问题意识、没有思想深度，“为考据而考据”。学术批评少见、前沿探索稀缺、前瞻对策难有，这样的论文有多少学术价值？再看论文文风，晦涩不忍卒读，八股化现象严重，论文的传播，变成了写谁谁看、谁写谁看，从印厂直接拉到垃圾站。谢有顺等大学教授、评论家坦言，自己写完论文都不愿意再看。

因此，学术成果不该仅以枯燥晦涩的方式呈现在核心期刊上，更应该以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公开传播。与其在象牙塔内深居简出、“躲进小楼”，不如站在“互联网+”的风口，这或许是网络文化以及学术思想的最新打开方式。学术和文化走下核心期刊的“神坛”，步入互联网时代的“讲坛”，有助于突破“唯核心期刊论”的束缚，扩大论文和文化成果的刊发载体范围，对文化思想的价值重构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媒体融合发展、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下，学者和学术的社会价值应该在新媒体的话语体系里发挥更大作用。与浙江大学几乎同一时期，上海交通大学试点将优秀网络文化成果纳入宣传思想工作干部职务职称评聘条件；吉林大学出台规定鼓励优秀网络文章和网络舆情信息稿件创作，建立学术委员会工作组或专门委员会、重视音视频类网络成果、推选展示高校网络优秀作品、推动建立全国高校网络文化研究评价中心等探索之路，还在前行中，我们不妨对类似的探索多一些支持和包容。

优秀网络文化成果的认定在实践中明确标准、形成体系，应该成为高校综合评价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这是媒体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进一步，认定的网络文化成果如何转化、落地和应用、传播？优秀网络文化成果如何真正推动文化引领、文化育人？这才是优秀网络文化成果认定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