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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莽画笔下的冯至
———怀念高莽先生
我第一次听到“高莽”这个名字是在45年前。那年有政策照顾年老体衰者,父亲冯至提前从干校回来了。他每天上午去所里“学习”一会儿,此外什么事都没法儿干,他就在家看书。一天,他笑呵呵地从书里拿出一张小纸片把我们叫过去。我去看时,原来是一幅小画。“这不是我爹吗!”我不禁叫出来。只见他右手提溜着马扎,左手提着书包,汗衫和短裤松松垮垮地穿在身上,肚子瘪了裤腰显然宽了,鼓鼓囊囊地掖在皮带里;腮帮子有点儿耷拉,但神态依旧,头发怒发冲冠似地“立”在头上。另外还有一张画的是背影,小纸条太窄,右手的马扎都画不下了。“太传神了!谁画的?”我们赞叹。“高莽。”父亲笑着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高莽的名字。

▲高莽为冯至画的像
过了几年,不记得参加了个什么活动,有人朗诵俄文诗。朗诵的是哪位诗人的诗记不得了,但那纯熟流畅的语言、雄浑的气势、真挚的感情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曾在俄罗斯学习5年,这样的享受久违了,非常亲切。忙打听朗诵者是谁,答曰“乌兰汗”。我望着那朗诵者高大魁梧的身材心里想,一定是蒙古族。回家向父亲说起这事,父亲笑了:“那是高莽,不是蒙古族。他从小生活在哈尔滨,俄文根底很深。”啊,又是高莽!这是我初次见到高莽。
要叫我说我父亲和高莽先生的交往,我还真说不清,虽然不时能听父亲谈到他,知道是他们外文所的老同事。原来1964年9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新成立了外国文学研究所,父亲被从北京大学调去任所长。同时高莽任职的《世界文学》杂志社也划归了外国文学研究所。建所伊始,外文所,包括《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全体人员就前往安徽寿县参加四清运动。回来不久,又开始了眼前荒凉,头脑混乱,任何工作都无从说起的10年。
1977年5月,哲学社会科学部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四人帮”被粉碎已经过了几个月,人们的心理状态是复杂的,一方面认为许多事要重整旗鼓,该恢复的恢复,该创办的创办,一方面又顾虑重重,心有余悸。总之,那时是严冬已过,积雪未全消。此时已经恢复了外文所所长职务的父亲,急于立即恢复外国文学的研究工作。首先准备恢复停刊已有十几年之久的《世界文学》,计划先在“内部发行”。《世界文学》原名《译文》,于1953年创刊,当时茅盾任主编,曾为创刊号写过《发刊词》,大家想这次复刊最好也请茅盾先生写一篇文章。于是在6月的一个下午,父亲和《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几位同志一起来到茅盾家中,他们受到热情接待,茅盾先生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我猜想这“《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几位同志”中肯定就有高莽。《世界文学》复刊了,父亲担任主编,高莽先生最后是从《世界文学》主编的岗位上离休的,那是他们曾经共同耕耘过的田地。
我直接和高莽先生有接触是在1993年父亲去世以后。1996年6月我退休了,着手搜集有关父亲的资料、照片、信件时,我和妹妹写信给高莽先生,向他要干校时期为我父亲画的那两张小画。很快收到回信,他说:“……我找出一些在令尊大人领导下工作时,随便画的一些速写像,寄上。
另外,我为冯老画过两幅大的肖像,一幅现保存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另一幅在你们家中。现代文学馆那一幅上,老人题了一首诗,随信将照片寄上。
我记得还画过一些,但一时找不出来了……”
随信寄来了十几张父亲冯至的速写像,我们喜出望外,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甚至可以说是父亲这些年工作状况的纪实。从1982到1993年的画有14张,都注明了时间、地点,有的画上还有父亲冯至的签名。1982年10月父亲冯至出席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会(扩大)会议,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会议讨论了外国文学研究规划草案,提出今后八年的重点研究项目。仅这次会上高莽就为父亲冯至画了4幅。以后几乎每年都有一两张,直到父亲弥留之际。
1993年2月,父亲病危。我们本不想惊动大家,但大家知道了,都纷纷赶来,默默地探望。高莽赶来了,静静地望着病榻上的父亲画下了最后一幅速写像。左下角题字:“1993.2.18晨8时协和医院病房311”。过了四天,2月22日下午2时,父亲走了。
又过了几天,3月3日的夜里,高莽在《冯至先生走了》一文中叙述了那天的情况:“老人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张着嘴,喘着粗气。他已不能说话,不省人事。”当他从广播里听到父亲逝世的消息时,高莽说:“我茫然地坐在屋里,抚摸老人生前赐赠的书籍,回忆与先生接触过的瞬间。我翻出残留的笔记本。白纸上、格纸上留下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为他画的一些速写像。有的速写信手画来也信手遗失。我画过冯先生在五七干校,年近七旬,挽着裤腿,提着马扎,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在泥泞的路上。那像是一幅漫画。实录了我国知识分子在那可诅咒的年代可笑又可泣的遭遇。
当我们从干校返回北京,重整外文所,继而展开了外国文学研究工作时,我更多地画了精神焕发的冯先生。”
后来为编《冯至全集》的事,我经常跑外文所找各位专家请教,见面的机会较多了。高莽先生又拿给我两张极珍贵的画像。
这就是他文章中谈到的,题名《冯至走在泥泞的五七大道上》的那幅。看着那双高筒雨靴,我想起一件辛酸的往事。听说干校雨多,我的丈夫好不容易在天津为父亲买到一双高筒雨靴。我给父亲写信去问,高筒的是不是太重了,要不要换一双。父亲马上来信说,千万别换,“高筒雨靴是我们这里的人求之不得的。”后来这幅画像用在《冯至全集》里,正是因为它实录了父亲在那混沌的十年里可笑又可泣的遭遇。这幅画像曾用在许多地方,我对高莽先生说:“谢谢你,这是我爹在干校时期唯一的‘写真’”。
另外一张画于1975年,虽然还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但大家已经从干校回来,我设想,他们一定是在讨论如何重整外文所,所以我给这张画起名为《拨乱反正,有多少事情要去做!》虽然1975年还没有“拨乱反正”的说法。高莽先生的纪念文章和画像《冯至走在泥泞的五七大道上》都收入了2005年出版的《秋风怀故人——冯至百年诞辰纪念集》,而此书封面的冯至头像正是取自以上这幅画像。
有了这么多宝贵的画像,但我还惦记着45年前见到过的那两张速写像,印象太深了。父亲过世后,我一直在找这两幅画,找不到。难道父亲又还给高莽了,我曾问过他。他说:我随手找张纸就画,画了不少,找不到了。你要是能找到拿给我,我重新画过再给你。
国庆节前,我请孔夫子旧书网来收旧书。我父亲的中、外文书籍都分别捐了出去,还剩下几箱马列著作没拿走。孔夫子旧书网表示愿意来收,我为这些书籍能继续发挥作用而高兴。就在他们整理图书做书目时,意外的两幅小画出现了。它们夹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中。想想我真糊涂,只顾在那些捐出去的中、外书籍中找,要知道那个时期这些书都是不能看的啊。见到这两张小纸片上的画,我狂喜,第一反应就是:我要拿去给高莽先生看,他一定也会高兴的。过了节我就去!
哪里想到节没过完,噩耗传来,高莽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老天爷作弄人,让我找到了高莽先生46年前的旧作,却不让作者再看它一眼。而我,从这两张小画开始接触高莽,又以这两张小画送别了高莽先生。我要好好保存这两张小画,它们承担着我们对两位往者的思念。我冥想,他们在另一个世界,或许正在笑谈往事,共同展望他们热爱的外国文学研究事业的未来。
2017年10月30日
(作者系著名学者冯至先生女儿)
编辑:杨岚
关键词:高莽画笔下的冯至 高莽画笔 冯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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