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在于，不少人认为公开罪犯个人信息的上位法依据不足，靠一纸红头文件缺乏法理权威。最大的担心是，一旦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罪犯者的信息，会让其心存怨恨并变本加厉。其实，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罪犯的信息，应该被作为普遍的司法程序固定下来。

一是目的性需要。公开信息是预防和震慑的手段之一，让犯案者陷入“寸步难行”的地步，是道德与法的双重制度构建。性侵未成人的行为如此恶劣，后果如此严重，如何惩戒都不为过。

二是趋势化要求。美国的《梅根法案》规定：通过公众网站、报纸、宣传手册或其他的形式，把性犯罪者的姓名、照片和犯罪事实等告知社区的居民。让公众知道犯罪分子的信息，也是满足知情权并保护权利的一种手段。韩国的做法更为极端，“电子监督制度”下，性侵未成年人的刑满释放人员被佩戴“脚环”，接受全程化的监控。英国、韩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均有相关信息公开制度。在国内，公开对社会有潜在危害人员的信息并非没有先例，如公安机关发布悬赏公告和通缉信息。

三是经验性借鉴。以失信者黑名单为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要求，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对外公开曝光，以借此来迫使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法律义务。性侵未成人犯罪性质如此恶劣，不会连“老赖”都不如。

当然，通过立法为其正名，进一步实现程序正义是最理想的结果。既要排除潜伏在未成年人身边的“猥琐大叔”，又要将已有前科者“拒之于外”，让公开制度既合情又合法。